江城子 中秋月

中秋明月挂天边，

魁星亭，

大成殿。

滁水东流，

童年梦无边，

心有灵犀在眉间，

梧桐下，

戏无嫌。

 

中秋明月洒平山，

松涛起，

茶花香。

流金岁月，

青春亦彷徨，

天宫嫦娥遥相望，

路漫漫，

在何方。

 

中秋月夜醉珞珈，

青草地，

莲子花。

心绪浩莽，

仗剑问天下，

踏破子夜走天涯，

梦之蓝，

美如画。

 

中秋月夜忆故园，

三十载，

梦魂牵。

重洋异域，

往事越千年，

秋风萧瑟故乡远，

独凭栏，

望婵娟。

岁月与红歌

岁月与红歌

林晓 

薄熙来在重庆领唱红歌，左派看到了他们的领袖，右派看到了另一场文革，其实略加分析，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更为合理的推论，那就是薄书记其实是一个卡拉OK的爱好者。那么薄书记为什么只提倡唱红歌呢？这也不难解释，其一是他只会唱红歌，或者说他会唱的绝大多数歌都是红歌。这一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的。记得九十年代末期国内卡拉OK风行的时候，有一次在西安开会学术会议，年轻人们点的都是靡靡之音，而我点的却是一曲《浏阳河》，一位对我的历史和政治观点知根知底的朋友私下笑道，你这个在主席去世的时候都偷偷地乐的阶级敌人，怎么居然也唱起了歌颂先帝爷他老人家的曲子来了。我只好对他解释，唱歌和政治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而要想秀一秀我的歌咏天才，非《浏阳河》不可，这当然是对于我会唱的曲子里的子集而言的。

 薄书记推广红歌的另一个理由是他虽然爱唱歌，却因为身在高位，不便去个歌厅那样的民间场所，更不便于找小姐陪唱，即便找了，只会唱红歌的薄书记也要把小姐吓跑了。也是几年前，我的几个北京朋友拉我去唱卡拉OK，随乡入俗，大家也找了几个小姐陪唱。翻了翻歌谱，我点了个“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领队的立即神经紧张，让我先回了。

 红歌听起来是在渲染一种“正气”，这种“正气”对于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压力。红歌定义了一种社会的道德至高点。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现代（古代其实也一样）人群生活中需要的是一种平凡和解脱。人们在看见比自己优越，幸运，高贵和富有的同类时，缺少阅历者会产生嫉妒甚至是仇恨。在当年的中国，这种仇恨导致了革命。时过境迁，今天唱红歌的意义，与其说是在煽动二次革命，不如说是在宣传革命成功者后代们的高贵。相反的，经历一些，读一些比自己社会地位低下，不如自己幸运和成功的同类，却更能增加一个人的自信，从而沾沾自满。很多回城知青之所以喜欢那首《小芳》，就是这个道理。

 人类的精神需求是多样性的。亢奋的，正统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好莱坞的电影如果只放高大全那样的英雄人物，是肯定要破产的，所以才有动作片，悬疑片，科幻片，乃至恐怖片，才有编剧不惜血本去收买犯罪故事的版权。这一点中国的演艺界在多年的学习后也逐渐赶上了形势，于是就有了《让子弹飞》，《非诚勿扰》这些噱头剧，甚至连《建党大业》这样历史片也要多少加注些负面的色彩。歌曲的意义自然一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曲。红歌之所以还能流行，是因为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存在。歌曲是一种生命的韵律，更是一种特殊的记忆，许多人当年歌咏伴随着青春和爱情，尽管这种韵律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显得笨拙和可笑。前不久，在我母亲八十岁生日的宴会上，我唱了一首《十送红军》，那是一首母亲文革前在机关文艺晚会时唱的曲子。那一次的歌唱会在我的记忆里很深，我想大概是因为母亲知道台下的观众里有她的孩子，所以唱的特别用心。

 薄熙来的红歌现象，与其说是一种返祖，到不如说是一种怀旧，是他的那个年龄档次的人的怀旧。但是这种怀旧的曲子是不可能象贝多芬和莫扎特一样流传百世的。因为歌曲的生命本身就是短暂的。很难想象，薄熙来的红歌能像麦可杰克逊一样深入时下年轻人的灵魂。

 我从来不担心薄熙来的红歌运动能像文革那样席卷神州。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来说，薄熙来的风头出的早了点。而即便薄书记登上了总书记的宝座，他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先帝爷从而把红歌想当年的忠字舞一样红遍全国。甚至在共党的上层，对红歌反感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这从中共元老万里提出重评毛泽东可见一斑。而红歌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物，譬如少奇同志的公子刘源上将来说，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们的青年时代虽然也是红歌的时代，但从大学起，我所喜欢的绿色歌曲，蓝色歌曲，乃至黄色歌曲，也还是很多的，这里有蔡琴的《绿岛小夜曲》，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李春波的《小芳》，还有毛宁的《涛声依旧》。而每一首歌，都会把人带回一个故事和一种回忆。

 正所谓“岁月如歌”。

《雪枫报》溯源

《雪枫报》溯源

从国内带回来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彭雪枫》，看这部电视剧，对于我来说，多多少少有点寻根溯源的味道。这年头，中国关于共党历史人物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多如牛毛，而我之所以选中这部，里面还是有些特殊原因的。这话说起来，就回到了四十多年前了。

一九六七年，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二年，街头到处是批斗牛鬼蛇神，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父亲也没有逃脱这一灾难，被他所在的供销社里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揪出来游街示众。在批斗他的大会上，给他列了几条罪状，其中有阶级异己分子和三青团员，而另一条罪状就是国民党小报的记者。我是在他游街示众的牌子上看到的，当时并没有问他，问了自己也不好受。直到一九六九年，我们家下放到了农村，有一次我和他在整理盖房子用的芦柴，那一次看到父亲沧桑而疲惫的神态，忽然对他产生了一种悲怜，于是用了一种大人的，表示理解和客观的口气问到他的家庭，学生时代的事情，问他富农和三青团的背景，最后也问到了他国民党小报是一个什么样的报纸。

我记得那一次父亲很感动，他发现眼前的这个十二三岁的儿子突然成了他的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父亲说富农就是家里多了几亩地，有一个住在家里的长工，其实到了春荒的时节，也和别人家一样要吃红薯干和豆渣的，而吃到白面的馍，就像过节一样。至于三青团，那时中学生进步的都会去参加，而给他填表的老师后来知道是新四军派来的，只是这人死在战场上了。唯有国民党小报一条，父亲显得特别的冤屈。父亲告诉我，他一生只在三个报纸工作过，其中两个都是解放后的，一个是《新华日报》，一个是南京商业局的《贸易新闻》，这显然都不可能是国民党的报纸。再有一个就是《雪枫报》，也就是造反派领导人王少发所说的国民党小报。我问他，那《雪枫报》到底是不是国民党小报呢？父亲解释说，当然不是。父亲说王少发根本不知道历史。《雪枫报》是当年豫皖苏军区的机关报，是以新四军四师的师长彭雪枫命名的。

文革十年，除了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关于新四军中具体历史人物的资料很少。我一直想验证父亲告诉我的这个名字，可是却一直没有机会。直到上大学后，才从学校的图书馆中找到了两个名字，听起来很像父亲所说的那个报纸的人名。这两个人，一个是冯雪峰，一个是彭雪枫。我当时觉得父亲所说的应该是《雪峰报》，是以冯雪峰命名的报纸。而冯雪峰虽是左翼，但一九四三年他在重庆，如果把以他办的报纸说成是国民党小报，虽然滑稽，但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四三年的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而彭雪枫是一个新四军的战将，以他命名报纸的概率应该比较小。冯雪峰因为胡风事件被打成右派，父亲曾不止一次的对胡风事件不满，所以后来的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父亲所说的应该是以冯雪峰命名的《雪峰报》。

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曾和他再次聊过历史，我向他求证我的猜测，所谓的《雪枫报》应该是以冯雪峰命名的《雪峰报》。那一次，父亲告诉我，我的猜测是错误的。《雪枫报》是以新四军四师的师长彭雪枫命名的。也正是那一次，父亲告诉了我他所知道的彭雪枫。父亲说，彭雪枫是新四军里著名的儒将，文采非凡。《雪枫报》原名叫《拂晓报》，是豫皖苏部队的报纸，却是共产党里办的最有特色的报纸。南下后，南京《新华日报》里的相当一部分人员都是来自《雪枫报》和它的新闻干部训练班。五七年，也正是在这一批人里，出了相当多的右派，其中包括当年为他们拍了许多照片的战地文豪艾煊。父亲说艾煊是他们在《雪枫报》的老师，也是江苏的第一大右派。艾煊写过著名的《孟良崮之战》，后来我还读过他的红色长篇《风雨下钟山》。

国内的电视连续剧仍然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人物的脸谱化和主观性依然如故。不过所谓“戏中有文，文中有戏，识文的看文，不识文的看戏；音中有调，调中有音，懂调的听调，不懂调的听音 ”。正是从这部连续剧中让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蛛丝马迹。首先是豫皖苏部队的来历，而它的根据地，正是在父亲的老家一带。从这部连续剧中，我找到了让我好奇多年的《拂晓报》以及它和雪枫二字的关联。而与共军众多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将领的不同，彭雪枫确实堪称一代文韬武略的才子将军。于是联想到父亲的文采和对我们这一辈的文学熏陶，多少与这位剧中的英雄有些牵扯。

供销社当年的造反派领袖王少发如今也已是作古的一代。父亲生前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卖弄自己的贫农出身，小字头（党员），而最不能让他忍受的是王少发对历史的无知。我曾在八十年代的初期给这个文革时代的“三种人”写过一封长信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然而即便是在那封信中我自己也犯了无知的错误，因为我仍然把《雪枫报》写成了《雪峰报》。

父亲没有赞同我的做法，说我和王少发一样有些小人。父亲说王少发那样的人是毛泽东时代的基本群众，而毛泽东的拥戴者们当中，大多是一批不学无术，打流混世的痞子。

刘晓波与自由结党

刘晓波与自由结党

 

林晓

 

客观的说，中国社会的言论自由在先帝爷和第二代领袖们仙逝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点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是深有感触的。中国的言论罪和文字狱在老毛的文革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除了必须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以及跳忠字舞以外，一切涉嫌贬低领袖，党和政府的言论都可以把一个人送入监狱。记得文革中有一次游行，有一个领头喊口号家伙的把毛主席万岁错喊成了刘主席万岁，一个月后就被当作反革命给枪毙了。那年邻居的一个小孩在拉屎时突发奇想，问了一句毛主席拉屎时是什么样子的的怪问题，被定性为说反动话，后来一生都背着坏分子的黑锅。我的一位农民老干爹在毛主席去世是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感慨：毛主席好是好，要是能给我们农民吃饱些就更好了，结果老人家被判了十年徒刑。幸亏后来胡耀邦上台后平反冤假错案才得以提前出狱。

 

当今的中国说两句对政府和领袖坏话，甚至对党发几句牢骚，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不到天安门去发表讲演，漫骂两句胡锦涛，嘲讽一下温家宝，也还是能被容忍的。即便是官方网站，留意一下时政文章下面的“我来说两句”，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反革命言论。当然中国人历史和文化的进步，和西方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里有孔孟的遗毒，所以也不能都说成是共党造成的。记得前几年有一次在中国为我母亲做寿，结束前开玩笑地用了一句文革的口号，说是为让我们祝愿天下的母亲，在座的母亲，也祝愿我的母亲万寿无疆，祝愿在座的父亲，天下的父亲也包括我自己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原来想到这一幽默会引起哄堂大笑，然而事后却有一位亲戚严肃的走过来说，万寿无疆只能用于国家的最高领袖，平民百姓用这样的词是大逆不道的，说得我哭笑不得。于是不得不承认，言论禁忌在中国原是有着很深厚的文化根基的。

 

中国的社会在进步，言论也相当自由了，那么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在这种情况下授予刘晓波应该有比言论自由更深一层的意义才对？如果说刘晓波的诺贝尔奖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什么新意的话，应该说诺贝尔委员会大概是在希望促进中国的结社和结党自由。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它直接挑战的是结社和结党自由，就是美国的宪法中的freedom of assembly。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已经接近了西方党派形成的雏型，也许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共党的警惕和恐慌，也成仁了刘晓波梦寐以求的十一年人类最高贵的囚犯。这也说明了，自由结社和结党，在中国和颠覆政府仍然是同罪的。

 

关于结党是不是应该自由，即便是以西方的理念，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正如言论自由带来的并不完全都是进步的思想一样，结党自由同样会带来社会负面的效应。譬如美国的三K党，俄罗斯的光头党，还有纳粹和各类的恐怖组织。尽管如此，对于结党和结社自由，本人仍然是站在赞同的一方的。但我赞成在西方习惯上的松散的结党自由，而不是那种宣誓效忠型党派和社团的自由。即便是美国大学里，对一些需要宣誓和介绍的社团也是相当警惕的，这样的党派社团有沦入帮派黑社会甚至恐怖组织的嫌疑。美国的主流党派都是自由型的，这里包括执政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公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宣布成为这些党派的一员，同时也可以自由退党，乃至N进N出。当然对于一个想利用党派的力量走向政坛的政治家来说，退党或叛党会引发选民对其政治诚信度的质疑，但也不尽然，譬如曾经是民主党员的保守派分子利波曼退出民主党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介于两党之间在大选时才是各派都要争取的对象。

 

一个自由进出的党派不可能有阴谋，也就不具备暴力推翻政府从而把社会推向无政府主义的条件。中国对于结社和结党的自由的禁忌，主要原因在于共党本身就是一个宣誓效忠型的党派。我没有经历过中国的入党过程，但耳闻目睹，其过程与加入青红帮黑社会的复杂程度和对忠诚度的要求，并不逊色。在网上谷歌一下，还可以找到其入党的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里令人困惑的是其中的“保守党的秘密”和“对党忠诚”，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最后的那句“永不叛党”。细细品味一下，和一个人结婚时宣誓“永不离婚”大概具有同样的意境。

 

不可否认，宣誓效忠是一种人类维系绝对忠诚的强有力的手段，二战中的德国，一个“哈，希特勒”的纳粹敬礼把这个国家紧密团结成了一个超级人类。集权国家政治上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这种私密而超出常规的纽带，所谓：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的。有了永不叛党的誓词，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才可以亩产万斤。这里要指出的是，美国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且不说三K党是宣誓效忠型的，就连共和党近年来也有复苏效忠宣誓的迹象，据说2004年小布什在德州竞选连任时就曾要求参加者宣誓效忠共和党。难怪有人抱怨，布什时代的中国越来越象美国，而布什时代的美国也越来越象中国。

 

刘晓波的诺贝尔奖从短期乃至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确有值得磋商之处，但诺贝尔奖是一个全人类的奖，所以不能从一个国家的狭隘观点来看问题。关于刘晓波历年来的许多政论，也不是所有人都予以赞同的。不过比起柴玲和吾尔开希之辈激进的学生领袖来，刘晓波还是有他的理性之处的。其中六四凌晨以他和侯德健为代表的所谓“天安门四君子”与共军官兵谈判，从而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一事来看，在面临正义与和平之间只能选择其一，而他选择了和平这一点来看，这个奖给他并没有过分之处。刘晓波是一个君子，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党”，或者说君子提倡自由为党，就像自由结婚和离婚一样。

魂兮孟良崮

魂兮孟良崮

 

林晓

 

关于孟良崮和张灵甫，从我的童年就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第一次看电影《红日》还是在文革前。少年时代有一段时间特别好战，对所谓打仗的电影情有独钟，那些年代的诸如《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都是描写敌人失败，“好人”胜利的电影。唯有《红日》，影片中敌军指挥官张灵甫虽然骄横，却不失为我所敬佩的将帅。邻家小二的爸爸，因为红日，也因为张灵甫，把他曾参加过的孟良崮战役作为毕生的骄傲。然而文革开始后，《红日》成了第一部被江青同志批为毒草的战斗影片。

 

我的一个学生当上了山东临沂大学的科研处长，邀请我去他们学校给一个讲演。从谷歌的地图上发现，临沂距离我所神往的孟良崮只有一小时的路程，于是就欣然答应了。那天完成了讲演的任务后，陪我去孟良崮的除了司机，还有临大理学院的周副院长，晚上我们在垛庄的一家小店住下。沂蒙的盛夏还是相当烤人的，所以我决定这次考古之行从凌晨开始。从垛庄出发的时间是早上四点二十分，因为昨晚大家多喝了些酒，我想让司机和周副院长多睡会儿，就独自叫醒店家打开了前院的锁，老板对我这么早徒步上山相当地诧异，于是就像景阳岗的酒家告诫武松一样说路途很远。我问是否有小路抄近道，很显然，大路盘山是后来为汽车而修的，当年张灵甫下山肯定不会走那条路。店家怕我迷失方向，开始并不主张我走小路，看到我问得很执着，就说确有一条小路，然后指着酒店右侧的一条土路说道，你沿着这里，对于所有将遇到的岔道口，捡宽的一边走，走四五里路后会有一条小河，然后过河往右就可以上山了。

 

我走在从垛庄到孟良崮的小路上，路的两旁是茂密的树林，把远方的视野都给遮住了，道路几经曲折后，来时大脑的陀螺仪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特别是经过一个叫做杜家岭的村庄时，纵横的几条小路实在不能辨别出那一条更加宽阔些。幸而得到一个早起农家女孩的指点，方才找到了一条出村并通往山脚下的道路。却怎么也见不到店家所说的那条小河，迷惘中在一条山沟的前面停了下来，询问一位扛着锄头的老者。老者告诉我，前面的山沟名叫红山壑，因为有人家在上游筑坝拦水，所以就干涸了，老者让我绕过农庄沿着一道梁，向东再走三四里路，就可以看到上山的阶梯了。又说那阶梯是后来为游人所造，到了那里就再也不会迷路了。果然当我走上了那道梁时，孟良崮的几座山峰渐渐清晰起来，其间最高的一座，就应该是主峰了。记得前一天同来的周副院长曾告诉我，孟良崮在沂蒙山区只是一座小山，主峰也就只有六百多米。唯有山上怪石林立，而正是这些坚硬无比的花岗岩石，使得当年的张灵甫无法在山上构筑工事，在华野的重炮轰击下，更是碎石飞溅，使得七十四师伤亡惨重。

 

孟良崮之战对阵双方的中心人物，张灵甫和粟裕，都曾是抗日战场赫赫有名的战将。张灵甫和他的七十四师，参加了八年抗战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对日作战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被称之为抗日铁军，而张灵甫本人更是传奇式的英雄，在淞沪抗战中，他曾端着机枪跳出战壕向日军扫射。尤其是他亲率敢死队仿效三国的邓艾，智取张古山的壮举，更被郭沫若编入了抗战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的腿在抗战中被日寇机枪打断，曾身中七块弹片仍然不下火线。后来在香港治疗腿伤期间，他不听医生劝阻瘸着腿回到了抗日战场。张灵甫在给家兄的信中曾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共军华野的常务副司令员粟裕也是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应该说粟裕的天才是从失败中磨练出来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军团长刘畴西因为要部队休息一夜而陷入重围，方志敏因为接应刘也深陷囫囵，唯有粟裕带领的四百多人既没有休息，也没有跟方志敏去接应主力从而逃过了一劫。在老蒋的眼里，粟裕是一个没有上过军校的兵油子，但粟裕正是在那次失败中学到了兵书上最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兵贵神速，战场的一步之差就是生死之别。孟良崮一役，粟裕正是把刘畴西和红十军团的败亡重演在张灵甫和七十四师的身上。粟裕在抗战中没打过什么大战，其车桥战役比起张灵甫参加的万家岭战役来，简直就是拿芝麻比西瓜。但那也不能怪粟裕，当年的新四军就那么点家当，“统共的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粟裕的军事天才是在黄桥决战中被展露出来的，可惜那一次血拼发生在国人之间，用共党的话说是打顽军，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在自家兄弟之间争夺地盘。

 

孟良崮之战的背景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五月，老蒋武力统一中国的雄心正到达疯癫的状态，而张灵甫的七十四师更是首当其冲，并号称只要有十个七十四师，中国就能江山归一。在此之前，进攻山东的国军，在被七战七捷，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后，收复了苏北和鲁南的一百多个城镇从而进逼共军在山东的老巢坦埠。于是为了攻占和保卫坦埠，国共两军的主力聚焦在这一方圆不到一百公里的战场上，一场国共对决如箭在弦上。坦埠以北集结了共军华野的四个纵队，而这时的七十四师因为求胜心切，孤军北上，致使两翼空虚，与作为掩护的二十五师和八十三师拉开了距离。粟裕以其敏锐的军事嗅觉，看到了围歼老蒋王牌师的机会，于是命令华野四纵的陶勇在坦埠以南阻击北进的七十四师，同时让一纵从西面，八纵和九纵从东面向七十四师的两侧迂回，隔断其与友邻部队的联系，逐渐形成包围的势态。汤恩伯察觉华野的这一意图后，命令张灵甫迅速南撤。张灵甫于五月十一日开始南撤，在大路已被切断后，决定通过孟良崮山区，与驻守在垛庄的后备团会合。

 

孟良崮之战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华野六纵从两百三十四以里外对垛庄的奔袭，这是张灵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如果不是垛庄被占，应该说张灵甫用兵并没有太多的可挑剔之处。从垛庄到孟良崮的主峰，即便是上山，我也只走了两小时。如果张灵甫意识到垛庄有被占的危险，他是怎么也不会在孟良崮上睡上一觉的。华野六纵是七十四师的老冤家，两淮之战，六纵王必成在涟水与七十四师交手，几乎全军覆没。一个三万人的纵队，从涟水撤出时只剩下几千人。这以后六纵一直在鲁南招兵买马。在最后围困孟良崮的华野五个纵队中，六纵也是最弱的一支，只有不到两万人。但张灵甫在垛庄只留守了一个团，算起来也就一千多人，加上垛庄无险可守，在飞兵北上的六纵的偷袭和绝对优势之下，不到半个小时就土崩瓦解了。从张灵甫得知垛庄被袭到被完全占领，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垛庄是七十四师的辎重和粮草所在，也被张灵甫视为依托和后方。垛庄被占，才让张灵甫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时的张灵甫如果立即冲出重围，虽然灰头土面，也还不至于全军覆没。但如果那样就不是张灵甫的为人了，他盘算着七十四师既然已经吃了亏，那也要亏的值得。张灵甫知道在方圆一百里内，有着国军近四十五万人马，他要把共军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打一个中心开花。就这样，又过了一天后，张灵甫的七十四师三万人马，被华野的五个纵队近十五万人象铁桶一样团团围困在了孟良崮的几座山峰上。

 

七十四师的覆亡是人意，也是天意。张灵甫在抗战中建立的功勋，张灵甫之梦想成为统一中国的第一功臣，把他自己，也把七十四师摆到了国共两军的对立面。这里面也不无老蒋的失误，老蒋对张灵甫的厚爱已经演变到了被他的部下看来是偏心的地步。张灵甫进攻坦埠过于冒进，有抢头功之嫌，他的友军早就心知肚明，只是苦于想与其争锋也没有这个能力。张灵甫在共军的眼里是个出头鸟，在友军的眼里也是个烧包，直到被围孟良崮，还在做他的明星梦，他要打一个中国的斯大林格勒。问题在于，斯大林格勒开战时，并没有英雄，大家都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去战的。说的好听点是，是为国牺牲，说的客观点，督战队的机枪在后面，做英雄做逃兵都是死。张灵甫的斯大林格勒梦之所以破灭就在于：大家都知道，不管友军如何将士用命，也不管最后谁死的人最多，七十四师都是第一功臣。老蒋把勋章已经排定，谁还肯去陪着流血牺牲。战场上的救援是一回事，而拼死救援则是另一个概念。后人对国共两军有过这样的比较，华野六纵奔袭垛庄，两百多里路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而七十四师在孟良崮坚守了三天三夜，国军最远的部队相距不到百里，却坐视七十四师血流成河也不赶来帮上一把。其中黄百韬的二十五师相距只有六公里，李天霞的八十三师更是只有五公里，硬是没把张灵甫和七十四师给救出来。

 

孟良崮之战，国军绝不是一点也没有胜算的，华野的“猛虎套心”更不是没有危险的，这一点粟裕心知肚明。然而整个战局的初期国军都被嫉妒和个人恩怨所笼罩，以至于其战机一失再失。公平地说，当最后老蒋严令二十五师和八十三师拼死救援，否则军法从事，特别是当张灵甫向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喊出“李师长，看在你我兄弟一场，拉我一把，灵甫会终身感激不尽”的悲情呼叫时，无论李天霞还是黄百韬都还是奋勇向前的，只是这时大势已去，一切都已晚矣。

 

据孟良崮纪念馆的记载，华野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了两千八百人，而七十四师战死者为七千多人。关于这个数字，我至今仍然心存疑惑。一来张灵甫的七十四师是美式装备，火力应该很强，更加上他居高临下，占据着有利地形，这样的伤亡比例在数学上难以论证。据当地的一位乡民说，当年华野九纵在攻打540高地时，牺牲的战士堆叠了有七层之厚。除了中国政治和历史学家们在所有战争中均有隐瞒己方夸大敌方伤亡的习惯以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华野动用了重炮，而七十四师的重装备则在上山时被遗弃了。另一个猜测是华野各纵队在战役的前期伤亡巨大，而在后期对投降或半投降的敌军没有能够手下留情。张灵甫本人也是在被俘后被一位华野战士所枪杀。不管怎么样，七十四师在伤亡过半（受伤数应该是阵亡数的一到两倍）的情况下才最后崩溃，即便是以世界军事史的标准，也是相当强悍的了，毕竟内战不比世界大战，不可能象日军在硫磺岛那样战到百分之九十七的阵亡率。

 

孟良崮战役的纪念馆，概括地说，带有很浓厚的中国特色和民族历史观，所谓的胜者王侯败者寇，除了对张师长的抗日功勋只字不提，持遗忘的态度，还揭了他的抗战前的丑闻：张灵甫因为杀妻被关进国军的模范监狱。毫无疑问，在和平年代，这样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即便是妻子有婚外遇，杀妻在民国时代也是重罪。但是就像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应该感谢日本的侵略拯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样，日寇的侵略也拯救了张灵甫，给了他在狱中请缨戴罪立功的机会。所以张灵甫在抗战中的英雄事迹多少有点加里森敢死队的影子。老蒋时代的国民党相当的腐败，譬如军阀杨森就有十二个老婆，当朝也只有江泽民时代能与之相比。然而公平地说，张灵甫并不属于腐败的那一群。撇开杀妻案不说，张灵甫应该是蒋夫人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典范。张将军对爱妻王玉玲女士情深意切，王女士对夫君也忠贞不渝。为了报答夫君，当年只有十九岁的将军夫人后来终身没有再嫁，为张灵甫把他从没见过一面的儿子养育成人。

 

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张将军的夫人曾数次来到孟良崮悼念战死的夫君，却一次也没有和博物馆的领导接触。孟良崮战役博物馆带有强烈的党卫派色彩，如果说当年的华野将士仍能尊敬一位抗日英雄，从而厚葬张灵甫，如今的山东人，则已经堕落到了小人境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与其说是在纪念当年牺牲的华野将士，不如说是为了发泄一党之私愤，乃至于有以先烈的鲜血赚钱牟利之嫌。别说王女士不愿和他们接触，即便作为当年共军后代的我，也多少有点不屑与之为伍。

 

回程的路上，我遥祭了孟良崮，遥祭了华野在孟良崮牺牲的数千将士，也遥祭了七十四师为了国家统一的愿景而血洒山川的弟兄们。我仿佛在孟良崮深壑的山谷里，听到那首由田汉为七十四师(军)弟兄们谱写的军歌隐隐回荡：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他，强占我们国土，
残杀妇女儿童。
我们保卫过京沪，
大战过开封，
南浔线，显精忠，
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人民的武力，
抗日的先锋！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
我们在炮火里相从。
我们死守过罗店，
保卫过首都，
驰援过徐州，
大战过兰封！
南浔线，显精忠，
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国家的武力，
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踏着先烈的血迹，
瞄准敌人的心胸，
我们愈战愈勇，愈杀愈勇。
抗战必定胜利！杀！建国必定成功!!

我品味着这首军歌最后的两句，前一句成就了一代名将张灵甫，后一句却极具讽刺，张灵甫抱着建国必定成功的梦想去见了上帝，而统一中国者却最终被统一。

 

那么那场战争的胜利者的结局又是如何的呢？粟裕做为孟良崮战役的策划者，后来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将，着实享受了几年的荣华富贵，却因为功高盖主，在一九五八年被列为反党集团，由于事涉彭德怀，乃至四人帮被打倒后仍然没有被平反。担任过阻击七十四师于坦埠以南并且主攻孟良崮的华野四纵司令员陶勇，于文革初期夫妻双双自杀身亡。就连曾经执笔报道孟良崮战役的战地记者艾煊，后来也成了江苏的第一大右派。忽然想到宋代文人苏东坡的那首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魂兮，孟良崮。

好在人民当中有袁腾飞

好在人民当中有袁腾飞

 

林晓

 

对于历史教师袁腾飞中宣部反应激烈。毫无疑问，这里有毛家后代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有一些是莫名其妙的过去的贫下中农之辈在里面瞎搅和。其实仔细看看袁腾飞的视频，除了讲大跃进，庐山会议，文革的几段，一点也没什么过分的地方，以当今的标准，实在连反动都称不上。而正是这几段触动了毛家派最敏感也最兴奋的神经。近几年来，由菊香书屋和乌有之乡等毛派根据地发起的媒介攻势其主要的战场就是为老毛在这几件事情上撇清，竭尽全力地为老毛开脱。总结起来，就是大跃进并非老毛所为，周恩来和刘少奇也难逃责任，庐山会议海瑞罢官刘周也投的赞成票。而彭老总也不是好东西，他自己也整过人，譬如粟裕刘伯承等等。至于文革吗，老毛原来的用意是好的，打死人都是红卫兵干的，整人是林彪（甚至都不是江青）干的，与老毛无关云云。

 

毛家的亲属后代为毛辩护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以家为本的。古代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有一人谋反诛灭九族的。虽说人们批判文革中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要在中国社会彻底消灭家族观念还需要时日。不过当问题继续深入的时候，人们就不禁要发问，中宣部除了毛派就没有别人了吗？毛家最有势力的一部分，包括江青李纳，以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不是早已在华国锋政变后就已凋零。那么如今为毛辩护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把对老毛的批判说成是海外反动势力诸如魏京生李洪志之流的反华宣传未免过于肤浅。首先魏京生反的不是毛而是邓，李洪志的出走和老毛更没什么关系。这两个人在老毛时代都是根正苗红的解放军军人，共产党员。一九七六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反毛的都是来自中国中枢机构诸如国务院，各部委的工作人员。当年的那首“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以及“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绝不是出自黑五类子弟的手笔。甚至历史教师袁腾飞自己的父亲也是军人出身。由毛泽东亲手迫害的，也不是农村的地主富农，城镇的小资中学教师之类，而是中共最高层的国家级领导人。文革的浩劫不过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罢了，领袖纳粹所以全民纳粹，领袖是光头党，于是全国遍地都是光头党。所以深恨老毛的恰恰是共和国的近臣，其中不乏开国元勋和他们的后代。

 

不能说毛派对老毛在大跃进中错误的辩论完全没有道理的，尽管三年人为的错误造成的三千万饿殍遍地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灾难，但在这件事上老毛不是不可以原谅的。这是除彭德怀反党集团以外的中央的一个集体错误。事实上刘少奇后来所做的工作正是在默默地弥补这一错误。但文革就是不可以原谅的了。当老毛煽动红卫兵打断彭德怀的肋骨，让刘少奇惨死开封的时候，对于他的同志们就成了罪人。试想，即便老蒋反攻大陆成功，也不至于下如此的毒手，更不至于这样侮辱对手。士可杀而不可辱呀。

 

所以对老毛的怨恨来自中国乃至中共的内部。这就是为什么蒋孝勇和毛的外孙女孔冬梅言欢没有什么人议论，而王光美宴请毛家子弟，豫剧演员常香玉就指着鼻子骂她：老公都被人害死了，还有脸呢。在湖南刘少奇的故乡，仍然可以看到路边写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那么少奇同志期盼的这重写历史的人民是什么人呢？总不会是毛家人吧？时隔三十多年，今非昔比，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已经是共和国上将了，虽然还不能说主宰中国舆论和政坛，但应该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了。如果上将刘源也加入批袁的行列，那少奇同志在九泉之下就要仰天长叹了。

 

正因为如此，中宣部对于袁腾飞的批判也不得不掌握火候。毕竟纵观袁腾飞大放的厥词中，唯一让人觉得大逆不道一部分也就是骂老毛和为那些被迫害的共和国领袖所鸣的不平。对袁腾飞视频中国高层内部的反应将是微妙的，一方面，中宣部会在毛派和国家合法性的问题上会压制袁的言论，但如果做得过分，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目前已经在中国政坛上正在崛起的对毛仍有怨恨的政治势力。

 

当然这里不排除刘源上将和“回到未来”电影里的乔治麦克弗拉一样，被人侮辱玩弄了以后还要去替人家写作业。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不禁要引用当年刘伯承元帅在中原野战军打黄维兵团时对属下说的那句话：摸摸你的裤裆，七尺男儿，还有没有卵子。

历史教师袁腾飞和麦克弗拉

历史教师袁腾飞和麦克弗拉

 

林晓

 

看了Youtube上的袁腾飞的讲座，让我想起了一个美国八十年代的一个电影“回到未来(Back to future)”中的由麦可J福克斯扮演的中学生玛蒂麦克弗拉。电影中有这样一段镜头，玛蒂坐时光汽车回到五十年代后，为了促成他父亲乔治和母亲劳潤的爱情，特意在学校的派对舞会上弹了一曲摇滚，开始大家对这个来自八十年代的新生音乐还很新奇，而当他弹到激动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楞住了。最后他自己也停了下来，无奈的说了一句“我想你们还没有接受（摇滚音乐）的准备”。

 

确实，不用说许多国内受党多年教育的同志们不能接受这样的音乐，就连许多身在国外的留学生，受着西方言论自由的熏陶，对袁老师的那种丝毫没有为尊者讳而把历史当相声一样来嘲弄，把江山象玩物一样来指点，把领袖象万户侯一样来粪土的做法也觉得难以接受。不过据说袁老师的学生对他都印象深刻，而他上央视也正是他的桃李们一致推荐的结果。且不说袁老师的历史是正史还是野史，他说的每一件事是否经过考证，从央视邀请他的本身这一点上还是说明了中国确实在言论自由上有了相当的进步。当然骂他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骂归骂，君子动口不动手，别象文革那样把人关起来就说明这个国家在人权和文明的道路上和世界正在接轨了。

 

有一段时间，国人中的一部分把文革和老毛的回潮当作一种时髦，我的一个学生回国探亲时不但去了韶山，还带回了老毛的纪念章。当时我就想，也许这些七十后的学生没有经历过文革，而老毛许多言论对青年人也确实具有伟哥的效果，也许正象老毛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政治运动，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甚至自己都怀疑是不是对历史的感觉过于强调个人经历了。倒是这次看了袁老师的讲课，总结出一条定律，那就是国人对老毛的崇拜和谩骂都象性交一样具有周期性。无聊的时候，找不到工作的时候，被情人踹了的时候，办不成绿卡的时候，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老毛在政治上的成功和老毛时代的个人崇拜也确实给许多国人树立了榜样，法轮功的李大师就是一例。而袁老师的言论也确有过头之处，即便是文革前，杀头一千次也是绰绰有余的了。

 

怀念老毛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他们的理由的。对于许多当年身处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那些朝不保夕，靠打流混世过日子的人们来说，老毛确实是他们的救星。事实上老毛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找到他的基本群众。这就是为什么连老毛的那个胖的象八戒同志一样且DNA有待检验的孙子一旦出现，也总有一帮莺歌燕舞的国人象蜜蜂采花一样要和他合影留念，其甜美的心情绝不亚于和克林顿奥巴马总统握手一样令人陶醉。

 

这里要指出的是，袁老师虽然冷嘲热讽，象哄小孩一样在讲历史，说了许多只有阶级敌人才会说的话，倒也没有四面树敌。譬如他对彭老总和朱德还是尊敬和客观的，对少奇同志也只是说成是个可怜的太子。对袁老师的讲座不要太认真，要象听马季和侯宝林的相声一样，放松一点，多一点幽默感，切不可象老毛五七年那样把人再打成右派什么的。你现在不能接受没什么，但就象麦克弗拉说的那样“你的孩子会喜欢的（your kids will like it ）”。

盖蒂茨堡的故事

 

盖蒂茨堡的故事

 

林晓

 

我听说盖蒂茨堡（Gettysburg）这个名字大约是在一九八二年，那年出国英语培训班的英文老师是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交换留学生叫莱瑞。英语班的后期，莱瑞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著名的英语文学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包括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 “生火”（To build a fire）和马丁路德金的讲演“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那一年虽然已经是毛泽东的后时代，然而十年偏激的左派愤青式教育让我们那一代人对于西方的文明和理性思维浑然不知，对于美国的历史当然就更是极端负面的。莱瑞推荐的作品让我们，或者至少是我本人，对美国肃然起敬。特别是马丁路德金的讲演，我从来没有读过如此令人清新，正义，激情却充满理性与平等的文章，那是我第一篇能背诵的英文作品：“Five score years ago, a great American in whose symbolic shadow we stand, sign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莱瑞很高兴我对美国理念的欣赏，在一次午餐时，他进一步介绍说，马丁路德金讲演的第一句恰恰模仿了美国前总统林肯在盖蒂茨堡的宣言，而盖蒂茨堡之战则是美国南北战争中最重要也最惨烈的一战。

 

从那个时候起，我对盖蒂茨堡这个名字就一直充满了好奇，一九八六年我从弗罗里达度假回来的路上曾路过距离那里不远的海瑞斯堡，却因为一场暴风雪不得不放弃绕道盖蒂茨堡的计划。1993年，由朗诺.马克思威尔导演的“盖蒂茨堡之战”再次勾起了我对这个故事的悬念。那是一部深深打动我的电影，特别是缅因营上校章伯伦在电影中的那段话，他说我们是为解放其他的人类而战，我们的信仰是每一个人类的一员，都不必向其他的人类成员低下高贵的头，而每一个人得到的尊敬是因为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他们的肤色，或者他们的父辈是谁。影片对战斗的描写是有选择性的，但我还是记住了那里的许多名字：章伯斯堡大道，小圆顶，鬼门关，卡尔泊山岗，和塞梦特瑞高地。

 

我的小儿子丹尼尔的社会学研究计划中选择了美国内战，希望我带他去看一看盖蒂茨堡，于是终于在我来到美国二十八年后的一个春天，访问了这个我在梦中萦绕多年的革命圣地。我们的路线是从章伯斯堡开始的，我和丹尼尔前一天在这个小镇扎下营寨，第二天沿着南军将领隆斯特里特（Longstreet）进军的章伯斯堡大道开往盖蒂茨堡，这是一条将近三十英里的大道，一百五十年前应该是一条土路，而现在却是半高速的公路。我们在盖蒂茨堡北面，也就是联邦骑兵师长比尤福特（Buford）将军打响盖蒂茨堡战役第一枪的地方找到了自助游的路标，从那里出发，开始了长达二十六英里的战场寻踪。

 

我们所走的路线记录了盖蒂茨堡之战全部三天的遗址。一八六三年七月一日，也就是盖蒂茨堡的第一天战斗主要集中在这个小城的北面，联邦将领比尤福特的骑兵队首先向南军的先头部队发起了狙击战。电影中的比尤福特是一个老兵，他除了深深了解地形对战斗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更对自己的上司，乔治米德上将的弱点了如指掌。他知道，米德虽然是一位十分谨慎的将军，但行动迟缓。米德带领的大军从华盛顿出发，主力到达盖蒂茨堡将落后于南军，而这一步之差，将使由罗伯特李率领的南方叛军有机会占领盖城东南部的高地，一旦这个行动成为事实，对于联邦军将是灾难性的。比尤福特在章伯斯堡大道艰苦地狙击了两个小时后，由朗诺德率领的联邦第一军赶到了。不幸的是朗诺德将军的部队刚刚展开，他本人就出师未捷身先死，被冷枪击中身亡。联邦军在这一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终于不支，于傍晚时退入盖蒂茨堡的城里。由于道路狭窄地形不利，联邦军在第一天损失惨重，大批的士兵在撤进盖城的街道时被歼灭和俘虏，比尤福特的骑兵队更是损失过半。然而正是第一天的伤亡和失败为联邦军最后的胜利埋下了伏笔。罗伯特李的南军由于七月一日的胜利而轻敌，特别是李本人，更是自信地认为联邦军不堪一击，只要打胜盖蒂茨堡一战，进军华盛顿的道路就将是通行无阻。在后来的两天里李的南军一直都是处于攻势。然而李有所不知的是，在阻挡他和南军的塞梦特瑞高地背后，不断到达的乔治米德的联邦军正在积累着地理和数量的优势。

 

七月二日，罗伯特李的战略是进攻两翼，联邦军则仍处于收缩状态。李认为，只要两翼得手，就可以对北军实现包围，进而瓦解乔治米德和联邦军的斗志。这一天的战斗主要集中在盖蒂茨堡南北两侧的卡尔泊山岗，小圆顶和鬼门关。我们的汽车从南军的炮兵阵地出发，这里有着许多南军军团的标志和烈士纪念碑，包括佛及利亚军团和北卡军团的墓志铭，上面记载着死去的战士和将军们。我们从战场的最南端经过大圆顶到达战斗最为激烈的小圆顶。镇守小圆顶的是由文森特率领的联邦第五军宾夕法尼亚师和纽约师。站在小圆顶上向下望去，是所谓的麦地和鬼门关。从耸立的纪念碑文上看，这里曾是南北两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特别是当鬼门关被隆史特利特的南军占领后，双方在麦地的一片平川里进行了反复的冲锋和反冲锋。就在我们眼前一片并不起眼的桃树林里，这一天的下午留下了几千具的尸体。然而在小圆顶我最想看到的还是缅因营章伯伦上校坚守的阵地。我对章伯伦上校充满了敬仰和崇拜，章上校曾经是缅因波定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弃笔从军完全是理想主义的，就象我父亲年轻时代一样。章上校不但自己以人类解放为己任，而且用他的理想感染他的属下，所以缅因营在联邦第五军里特别有战斗力，甚至从别的部队开小差的逃兵到了他的营里也成了战斗英雄。

 

可是我在小圆顶从南走到北，在面对正面战场的山坡上的许多大小碑文里怎么也找不到章伯伦的名字，丹尼尔不耐烦了，直催我转向下一个景点。就在我极度失望的时候，忽然在下山道路的右侧看到了一个箭头，上面写着：缅因营纪念碑由此前行。我顺着箭头的方向走过去，和正面战场怪石林立所不同的是，这里山坡较为平坦。在这里对联邦军发起进攻，可以想象，隆史特里特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战将，他恰恰看重了联邦军的几乎是后方的这个小山坡，加上灌木丛的掩护，确实给章伯伦上校的防守增添了许多的变数。同时这里是联邦军的最左翼，突破这里就可以对北军实行包围，从而瓦解敌方的意志。电影中的章伯伦除了是哲学家，打仗也很勇敢，特别是在缅因营弹药几乎用尽的而外援又不可能到达的时候，章伯伦上校果断地命令上刺刀，并对南军发动了反冲锋。章上校的这一招十分有效，事实上，许多战斗最关键时刻拼的就是意志，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缅因营的冲锋凭高视下，势如破竹，而许多南军士兵被俘虏的时候，押解的联邦军士兵手上的毛瑟枪连一颗子弹都没有了。缅因营的碑文上也记载着这次历史上著名的反冲锋。章伯伦因为他理念和勇敢而深受爱戴。内战结束后，章伯伦回到了缅因，被选为州长，并连续出任了三届。内战结束后的美国并没有消除种族的隔阂，虽然联邦法律解放了黑奴，但南方一直实行隔离政策。而章伯伦的理念比起后来的美国人却是先行了几十年。

 

隆史特里特在七月二日这天终于没有能够攻破联邦军的防线，而这一天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罗伯特李在这时候能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斗的话，他撤出战场最多可以说打了个平局。然而罗伯特李却犯了一位优秀将军在峰巅时代的常犯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撤军，而且更加轻敌。李认为，前两天的战斗已经打垮了联邦军的斗志，第三天只需致命的一击，就可以最终打开通往华盛顿的大门。为此他特地选择了联邦军的中心地带。李的决定受到了隆史特里特的反对，隆史特里特认为联邦军的中部虽然看起来防守松散，但却是乔治米德的指挥部所在，而且联邦军虽然被压缩在一个弧形的半圆地带，看起来处于不利状况，但也为他们调动部队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进攻联邦军的心脏地带，增援部队可以在短时间内从左右两翼快速到达。而南军外围作战，增援任何一个战场都需要数小时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隆史特里特注意到在塞梦特瑞高地的前面，联邦军筑成一道石墙，在毛瑟枪时代，一道石墙可以把战争概率的数学期望向防守的一方严重倾斜。这是因为，进攻一方的暴露面积是人体的全部，而防守一方的暴露面积却只有身体的上半部，这就使得守军的射击命中率将是攻方的两到三倍。隆史特里特特别提醒李，数月前，南军将领托马斯杰克逊正是在佛及利州的佛利德里堡利用石墙击败了联邦军而获得了石墙杰克逊的光荣称号的。然而罗伯特李被打下山头，占领华盛顿和结束战争的憧憬冲昏了头脑，毅然决然地否定了隆史特里特的反对意见。毕竟隆史特里特和罗伯特李在西点军校有着上下铺的同窗之谊，他没有再反对，并且把手下最得力的一个师，皮克特师给了李用作为正面主攻。

 

第三天的决战在下午一点钟左右打响，首先由南军的一百五十门大炮对联邦军阵地进行轰击，但是这一百多门大炮对联邦军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因为联邦军的主力仍在两翼，从另一方面，正是这两小时的炮击向乔治米德明示了李的主攻方向是中部的塞梦特瑞高地，从而使他果断地从两翼向中部增援，增援的到达时间正是南军炮击减弱和步兵进攻开始的时候。镇守塞梦特瑞高地的联邦军主力是第二军的汉库克将军，他在炮击时受伤，却坚持不下火线，带伤指挥战斗。南军由皮克特师和吉尔的六个旅共一万两千五百人在正面的开阔地带展开，这时联邦军的一百三十多门大炮正严阵以待。由于北方是工业基地，联邦军的大炮无论是威力还是准确性都要优于南军。南军的队形在从进攻出发地到塞梦特瑞高地之间约一公里的开阔地带受到了炮火的无情打击，然而毕竟大炮不能上刺刀，南军还是逼近了塞梦特瑞高地的前沿。南军在距离联邦军约两百米处开始跑步冲锋，却被石墙前面的障碍所阻挡。在翻越障碍时，联邦军的排子枪齐发，这时的南军士兵象割麦子一样一批一批的被屠杀在石墙前面。皮克特手下的阿姆斯德蒂旅曾一度突破联邦中间的防线，很快又被迅速增援过来的预备队消灭，阿姆斯德蒂将军也在冲锋中阵亡。这就是美国军事史上著名的皮克特冲锋（Pickett Charge）。这次冲锋，指挥南军的十二位将军中有六位阵亡，冲锋失败后撤出的南军伤兵不到出征时的一半。皮克特是隆史特里特手下以最勇敢著名的将军，虽然他在西点军校毕业时曾是最后一名。当罗伯特李在冲锋结束后命令皮克特师集合时，皮克特懊丧地说：李将军，我已经没有我的师了。

 

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铸下大错，面对撤下的士兵，李连连地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It’s all my fault”）。七月三日的傍晚罗伯特李收拾残部，三天的战斗，南军损失达到百分之四十，这对于一支深入敌后的军队来说是毁灭性的，显然，李的唯一明智决断是立即撤回根据地。七月四日，李带领的南军悄悄地开始南撤。历史上对于联邦上将乔治米德优柔寡断，以其数量和士气的绝对优势没能在胜利后扩大战果，截击后撤的南军，从而歼灭罗伯特李于宾夕法尼亚山区一事颇有争议。李逃脱了灭顶之灾后，回到江东，重整旗鼓，虽然已经今非昔比，倒也继续把战争延续了两年。

 

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是是非非，各个学派都有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南方学者，虽然他们也认为南方分裂的主要原因是林肯提出解放黑奴，但也认为这并不代表南方许多受过教育的将领们的意识形态，以罗伯特李为代表的西点军校毕业生加入南方叛军，从很大的程度上是出自于保卫家园的初衷，而南北战争的导火索正是因为联邦军队在北卡对民兵开枪引起的。事实上在战争的后期，罗伯特李在南方也提出部分解放黑奴，特别是他曾想吸引黑人参军，并提出参军后的黑人将不再具有黑奴的身份。和老毛时代的中国相比，有点像文革后期周总理提出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地富子弟有重大立功表现也可以入党的怀柔政策，而比文革初期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更是相当进步的了。尤赖西斯格兰特将军正是看到李的开明一面，对他相当的尊敬，给予他的投降条件也是非常宽厚的。许多美国人把南北战争看成是一场兄弟的战争，这一点也被盖蒂茨堡之战戏剧性的概括了。在这场战役里，曾经情同手足的所谓西点三兄弟，联邦第一军军长朗诺德将军，佛及利亚旅的南军旅长阿姆斯德蒂将军，和联邦第二军军长汉库克将军在这次战役中两死一伤。

 

从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到今天，美国仍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步的里程，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到奥巴马当选美国的第一任黑人总统，美国有着值得骄傲的故事。林肯于1863年的11月19日重回盖蒂茨堡，作了让许多美国人，也让世人铭记的，朗朗上口的两分钟讲演：“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国父们在这片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带着自由的理念和梦想，那就是：一切人类，生来都是平等的。。。。。。（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比尤福特，联邦骑兵师长

朗诺德将军，联邦第一军军长

卡尔泊山岗

小圆顶

缅因营纪念地

塞梦特瑞高地

向联邦军将军敬礼

汪艺: 清明祭奠我的父亲

清明祭奠我的父亲

 汪艺

 清明节到了。清明节过后一个星期，是我父亲七十九岁的诞辰。七十九岁在今天并不算高寿，但我父亲并没有活到这一天。他去世时才五十七岁。二十多年来，我做为家中的长女，虽然有时想起他，却从没有过要写回忆他的文章的冲动。原因很简单：一般人写回忆父母的文章，通篇洋溢着赞美之词，要么说他们含幸茹苦，把子女拉扯成人，要么说他们言传身教，为子女树立了好榜样，再不就是说他们伉俪情深，共同养育子女，使子女如浴春风，茁壮成长。很遗憾，我父亲不属于这种“模范父母”的范畴，我也无意杜撰。事实上，小的时候，我父亲很少理会我，也很少过问对我的教育，基本上只有在教训我或叫我干活的时候才和我说话。他生前我和他也不亲近，至少远远不如和母亲的亲近。如今我千山走过，千帆阅尽，决定在今年清明及父亲生日之际，把我对他的回忆如实地写出来，除了纪念他之外，也是为了重新整理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对爱的真实理解。

 父亲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和母亲是燕京医学院的同学，结婚后两人性格不大合得来。一九五六年他们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出生。九个月后因保姆照顾不当，小姐姐夭亡。她死后，母亲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同意。在那个时代，单方面离婚难，难于上青天。亲朋好友，熟人故交，领导同事，上上下下，一起来做母亲的工作，劝和不劝离，于是父母没有离婚，于是后来有了我，妹妹和弟弟。上一代的是是非非，感情纠葛，我们这一代没有亲身经历，无权作出任何结论。我只知道，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有服安眠药的瘾，给我们一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阴影。据说医生，特别是我父亲这样的外科医生，因为工作压力重，大都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好觉。可是像父亲这样吃药成瘾，影响正常生活的应该是极少数的。若是母亲在家，有些制约，他还不至于吃太多药。每当母亲出差在外，父亲就管不住自己的药量了。

 一九七〇年父母带着我下放到青海。在那里，母亲外出巡回医疗一去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不上班的假日，父亲就会服用较多的安眠药，终日昏睡。那时弟妹太小，没带去青海，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看看别人家热热闹闹，自己家冷冷清清，母亲不在，父亲不醒，又没有兄弟姐妹，心里非常难过。好在冥冥之中，青海那片土地上似乎有神灵暗中看护着我，以它独特的自然景色平抚着我幼小的心灵。我常常爬到土墙上，看蓝天上变幻多端的白云，看那仿佛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边的群山，看不知从哪里来又流到哪里去的巴音河水。慢慢我习惯了父亲的生活，不再难过，不再心惊。有时听他打呼噜实在太响，震得我耳朵疼，就拿出哨子来嘟嘟一吹，让他稍微醒一醒，翻个身再睡。后来我把哨子恶作剧讲给姑姑姨姨听的时候，她们都摇头苦笑，不置一词。

 一九七四年我的父母调回北京工作。也许家里有了妹妹弟弟，人多热闹了， 也许我进入了青春反叛期，自顾不暇，我对父亲这段时期的记忆几乎是空白。只记得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我们个个有床不睡，却睡在床底下的水泥地上。父亲因为体型较胖，无法钻到床下，所以还是睡在床上，让我们很担心，怕夜里地震房子倒下来砸到他。后来他在院子里用塑料布和竹竿搭起了“防震棚”，睡进棚里，才算让人放心。

 一九七八年底，我母亲作为文革后的首批访问学者之一，出国进修，一去就是两年多。我在科大上学，家中剩下父亲和正在上小学的弟妹。母亲不在家，父亲又开始多服安眠药。暑假回家，有次正在吃饭，发现父亲吃下的安眠药性发作，马上就要在饭桌上睡着了。说时迟，那时快，小学四年级的妹妹和小学一年级的弟弟立刻跳起来，一人拖过一张靠背椅，用两个椅背一左一右顶住父亲的身体及父亲坐的椅子，再拖过桌子挡在父亲正面，使他即便睡着了也不会跌倒在地，伤了自己。两个小人动作之敏捷，配合之密切，显示着他们已经有过许多次类似的经验。我这个做大姐的站在一旁，目瞪口呆之余，突然觉得心里疼疼的，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直到今天我也理不清楚自己当时的思绪。一年后父亲入住泰山疗养院戒药瘾，弟妹由爷爷奶奶照应。我们一家五口，四地分居，最受影响的，是年幼的弟妹。母亲到了晚年，还为当年因出国而无法顾及我的弟弟妹妹的学习而内疚。我父母那一代人，年富力强时正赶上文革动乱，失去了很多人生宝贵的时间，文革过后，连工作多年有家有小的人都抛家离子去上大学，希望成为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更何况像母亲这样的专业人才？

 因为父亲的影响，我长大后对安眠药深恶痛绝，把其视为毒药。头胎生产，折腾了十几个小时后，总算顺产成功。护士给我送来几片药，要我好好睡觉休息。我一听是安眠药，如临大敌，坚决拒服，一边说自己不用药也能入睡，一边想我就是再折腾十几个小时睡不着也不会去碰那魔鬼一样的东西！

 至于父亲为什么会服药上瘾，众亲友说法不一，我也就不去深究了，这世界上本来就有许多事无法说清楚。不管怎样，父亲曾经是医学院的高材生，他的医术很高，给实习医生讲课讲得非常好，即便是吃了药都能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虽然不管子女的琐事，他心里是爱我们的。那种爱，是无声的，默默的爱。几年前的一天，我在TARGET看到一本名叫“100件父亲能为女儿做的事”(100 Things That A Father Can Do For A Daughter).  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列举了一百件作为一个好父亲能给女儿的鼓励，支持，赞扬以及树立的榜样。站在那里翻完这本书后，我暗暗自问，父亲为我做过这上面所说的某一件事吗？仔细想想后，我回答自己，确实做过的，而且还不止一件，但是，父亲为我做的事，由于他并不张扬的个性，除了少数几件外，绝大部份一定被当年的我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忘得干干净净了。

 在青海时，父亲和我一起打煤饼，总是他先把煤末，黄土加水和好，用铁锨一坨一坨在地上摆开，然后我再用小铲子把每坨煤抹平，晒干后就成了煤饼。给家里打水，是我和父亲的事。开始我们两人用一条木棍抬水桶，父亲总是把水桶往自己这边移，以减轻我的负担，后来他干脆不用木棍和我抬了，自己一个人提满满一桶水。我小时候很喜欢刻剪纸，有一次刀片用完了，父亲立刻出门，专程为我去商店买来一盒。一九七八年暑假回家，父亲看到几个月前春风得意以首届考生跨入科大的我，在学习的巨大压力下变得灰头土脸，曾小心翼翼地建议我转系，我自然不肯，莫说转系不易，就是没问题，我也不会就此认输当逃兵，那样会让别人看扁了我。后来父亲也就不再多说话了。一九八〇年暑假返校途中，顺便去泰山疗养院看望他。那一次父亲看上去精神不错，疗养院的其他病友和他的关系很好，对我也很热情。第二天父亲陪我爬泰山，一直爬到顶，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下来。一路上我叽叽呱呱地讲个不停，具体说了些什么我早已经记不得了，只觉得能这样和父亲讲话真是幸福。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不大说话。正如他这一生一样，总是在旁边默默地陪着我们子女。一九八三年谈恋爱时，和男友闹了别扭，回家对母亲诉苦，父亲从不插嘴，也不表示意见。但下次男友来我家时，父亲对他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许多。一九八五年出国前夕，父亲一反常态，主动找话和我讲，问我又去哪里买了什么东西云云。那时年轻的我，一心想着插上翅膀飞出国门去，看尽外面大千世界的无限风光，对父亲的问话随口回答，并不上心。却不知道那一次分别，和父亲就是永诀。三年后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我的父亲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唯一让我略感安慰的是父亲是在睡梦里去世的，没有痛苦，也算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福报和善终。

 父亲去世的几年后，母亲和黄伯伯结了婚。他们两人感情很好。这时的我已经在美国安了家，有了自己的房子。在社区里，也有几个像我们一样的中国家庭。这些家庭有时会有年长的父母来美小住。父亲去世后的第八个年头，母亲和黄伯伯出国公干，顺便来我们家小驻了几天，傍晚时分他们相携出去在社区周围散步，第二天有一个中国邻居见到我说，昨晚看到你爸爸妈妈散步啦！我不禁语塞，百感交集，半天说不出话来，心里多么希望我的亲生父亲也能像这样，晚年时和母亲一起散步。

 Target的那本书里的一百件事，虽然详尽，却没有提到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父亲给我的血缘上的遗传。我的长相和母亲相像， 性格却不折不扣是父亲的翻版。年轻时非常生气自己像父亲一样老实木讷，不善言辞，对其他活泼可爱的女伴，连妒嫉的资格都不配有，只能远远的羡慕着她们。年纪渐长后，发现我同时也像父亲那样对人宽容忍让，凡事宁愿自己吃亏，也决不占别人的便宜。这样的秉性让我拥有了一颗暖暖的心。几十年的岁月不算短，一万多个日子，并不天天都是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总是有阴有晴，有起有伏，风雨过后，这颗心依然完整，依然温暖，依然有爱。这不就是父亲能为女儿留下的最大的遗产，给女儿的最大的幸福吗？

 

— 写于二〇一〇年四月

海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
姐姐, 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抒情。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