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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写的是中国新纳粹时代的一位辛德勒, 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四月副刊, 并被收进江苏省中学语文课外读物"我在北极光下". 童　年　故　事   林晓      童心是纯洁的，诚实的，象雪花一样洁白，象池水一样清澈见底，它是一种美好的回忆，永远也不会忘记。     人们珍爱自己的童年，珍惜的，原是一颗无瑕的童心。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孩子走进金鱼店里，兴致勃勃地挑出最漂亮的金鱼和鱼缸，然后掏出一把五颜六色的小石头放在店老板的手上。老板短暂地犹豫了一下，收下了孩子的石子，说：“你给的太多了，我应该再给你一条金鱼。”孩子兴高采烈的走了。伙计们不解, 老板就说: 我小的时候家门口常来一个挑高箩的, 孩子都拿旧东西换糖吃, 有一次我也试着用一把五颜六色的石子去跟挑高箩的换糖, 挑高箩把石子放在手上, 楞了一下, 就给我切了一大块糖, 这以后我就经常用石子换糖吃, 后来挑高箩的死了, 我一直都怀念他, 长大了才明白那些石子原是不值那一大块糖的。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挑高箩的和金鱼店老板的慷慨，把五彩的童年之梦，留驻在孩子的心里。     我也有一个故事，却不是买金鱼。记得快十岁那年，正上小学，在班上学习成绩优秀，又是班主席和少先队大队委。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了，学校要成立红小兵组织，传达室发学生证，让每个同学回家填写家庭出身。第一天我没有去，班上有一个叫吴观勤的同学去领了，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的是“资本家”，被班上一个干部子弟骂了“资本家的狗崽子”，他偷偷地哭了。     我回到家里，问爸爸妈妈，我们家是什么成份。也许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两个生硬的字眼，心里紧张极了。爸爸淡淡说：“就填职工吧”。我说老师问的是爸爸的家庭出身。当我听到父亲极艰难的说出了“富农”二字时，突然觉得象晴天霹雳，感到我一生中第一次的可怕与不安。     我一直等到最后一天才去领学生证。走进传达室，这天值班发学生证的是校长杨世英先生和校党支部书记王老师。杨校长拿出一张学生证，问了我的姓名和年龄，就开始填写起来。又问了家庭出身，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似乎在撒谎，回答到：“爸爸说是职工”。王老师显然不满意这样的答复，说：“这个成份太含糊，你父亲的家庭成份是什么？”     我低下了头，带着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罪恶感，几乎是从牙缝里说出了“富农"两个字。我再也没有抬起头来，直到杨校长填好了学生证，盖上章，塞到我手里，轻轻地说了声：“填好了，拿去吧。”我接过学生证放进口袋里，带着羞愧跑出了传达室。     我带着怨恨，失望和害怕跑到学校魁星亭旁的小树丛里，颤抖地掏出新发的学生证，打开封面，却发现杨校长清秀的“职工”二字工整地躺在“家庭出身”一栏里。我心里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和庆幸。记得当时我也一个人偷偷地哭了，不过是高兴得哭了……     后来长大了，经历的也多了，我终于没有能逃脱那“富农”二字的阴影。那年月，入团要成份，升初中和高中要成份。后来下乡当知青，成份更是成了命运的奠基石，当兵，招工，推荐进大学几乎无一不把成份放在第一位。至于加入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直到７７年考大学和８２年考出国，父母都无不把“政审”表中的“家庭出身”当成最提心吊胆的一栏。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听母亲说杨校长在十年动乱的后期因肝癌去世了。他是县里早年的教育家，一位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县里的许多人都还记得他，说他是一个好人。 … Continue reading →

供销社副主任的孩子 ·林　晓· 　　听母亲说，一九五七年，父亲在Ｎ市商业局秘书的金色位置上摔了一个跟头，被划为内定右派，也叫中右，在高桥合作社劳动锻炼了一段时间后，就被下放到Ｌ县的基层供销社当副主任。一九五七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所以我对父亲一生的记忆，就是他担任供销社副主任的那二十个年头。在我的眼里，父亲的一生，平凡而忙碌，总是在不停的奔波，从农民那里收购副产品，再向他们销售化肥农药一类。母亲说父亲这一生不得志，也不会做人，才沦落到这个卖货郎的差事。对于母亲的埋怨，父亲总是一笑置之。不过母亲也会说些好听的。譬如她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苦是苦些，咱家的孩子却从来没有挨饿过，你爸爸每次从乡下回来，都会带点土产来，什么花生，山芋之类，有时还会拎回家里两条鱼。母亲说烧鱼的时候她总是把门关好，生怕别人看到。那时每人每月十五斤的计划只够喝粥，可你爸爸总能从富裕的大队里买点议价粮什么的贴补贴补。上小学时，商品紧销，学校里的老师知道我父亲是供销社的副主任，也常托我买个一斤糖一条烟什么的，倒也让我感到父亲的这个差事多少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特权。 　　人说县官是七品芝麻官，那么供销社主任就是一片芝麻屑。至于父亲官品微贱对于我们人生的影响，那是后来才感觉到的。我上小学时，就熟悉了父亲的工作，那时家里常有一些父亲的农民朋友。他们有的是生产队长，也有的是大队书记。后来父亲下乡也常带我去，他去工作，就让我住在他农民朋友的家里，早上在村后面的池塘里洗脸刷牙，吃完早饭后跟他们的孩子下田捡麦子。到了下午，就去河边钓鱼。父亲常对我说，过过农民的生活，认认五谷杂粮，对你将来有好处。我很喜欢跟父亲下乡，渐渐的，对母亲的抱怨不以为然。那年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掏粪工人时传祥都说他们之间只是革命工作的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后来又看了一个电影叫红色背篓，说的也是供销社的故事，我就想电影上那个平凡的推销员说的其实就是我父亲。 　　至于后来对于父亲职业的关注是因为高中时代的一段故事。一九七三年，我的父母在农村下放了三年后上调到牛集了公社，父亲终于官复原职，仍然当他的供销社副主任，母亲则在公社的信用社，干她的会计老本行。那年我刚从家里下放去的大队的戴帽子初中毕业，准备上高中。为了我读书的事，父亲也曾到二十多里外的县城中学找过关系，可惜功亏一篑，只好在公社的农中就读。而公社的农中在盛岗，离牛集公社所在地还有六七里的路程，学校也没有住宿，到了下雨下雪天，就只好不去上学了，加上农中的教学质量差，物理化学课都没法开。虽说那几年社会流行着读书无用的思潮，毕竟父亲生在书香人家，对孩子在学业上的沦落于心不忍，就托远在江南Ｊ县的舅舅跟他们的校长于熬说情，把我转到了那里。刚去的时候，作为高一（２）班的插班生，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Ｊ中是Ｊ城唯一的县城中学，高中的每个年级都有四个班，除了家在城里的同学，也有一些农村来的学生，和我一样他们都是住校生。母亲每月寄八元钱，作为伙食费，就这样，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独立生活。我对能在一所县城中学读书是很满足的，我十分珍惜这份长辈费尽心血为我得来的机会，每天一早就起床了，先去Ｊ中的操场跑步，有时起得早了，索性就绕着Ｊ城跑一圈，Ｊ城只有两条街，二三十分钟的时间，也就跑下来了。回来后打一盆冷水，浑身擦一遍，然后去吃早饭。早饭一般是一碗粥加一个馒头，再买一分钱的咸菜。晚上吃完晚饭，就背上书包去晚自习，学校为住校的学生开了两个教室，十点钟熄灯。回到宿舍后，一般还要吵上半个小时，直到有的同学提抗议了，这才关上灯，渐渐地安静下来。周末的时候，洗完自己的衣服，我会去给当老师的舅舅提水，从一百米外的井里提水，直到把他家的瓦缸灌满。舅舅星期天中午烧了菜总让我去他那里打一打牙祭。第一学期，舅舅叮嘱我，在班上要少说话，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只管自己把书念好就行了。 　　所以第一学期，我就象林黛玉初入贾府，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然而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几乎所有成绩都是全班最高的，就连过去从来没有学过的英语，也考了九十八分。教生物的林四清老师，直言不讳地在我舅舅面前说，你这个外甥，要是在文革前，肯定是清华北大的料子。班主任柳书祥也对舅舅说，下学期，我要好好培养你这个外甥。果然，第二学期刚开学，班上干部改选，我就在柳老师的提名下当选为学习委员，从而进入了班委会。 　　高一（２）班的班主任柳书祥毕业于Ｎ大学物理系，高一的物理学的是力学，不过那一年依萨克牛顿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所以在课堂上，柳老师特别强调惯性定律是劳动人民总结的。而加速度和外力的作用成正比，和质量成反比的关系则是广大科学工作者在毛主席的实践论的指导下创造和发明出来的。尽管如此，柳老师的物理课仍然讲得十分有吸引力，它让我领略了周围世界的奥妙。教数学的是吕华万。吕老师没有柳书祥那样紧跟形势，关于一元二次方程根和系数的关系，吕华万仍然称之为韦伯定理。吕老师的课上得总是一板一眼，没有政治术语的装饰，也没有形容词，他慎密的逻辑和思路总是让我伴随着每一个题目从给出的条件直到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 　　教语文的老师叫刘建国，我很喜欢刘老师，除了他的文采，我更喜欢他的激情，读起课文来，总是抑扬顿错，有时还会忘情的加上点韵律，旁若无人地进入课文中的角色。我的语文考试成绩不坏，但是我终于发现，刘老师最喜欢的，是班上一位叫修丽丽的女生。修丽丽是一个文静而秀气的女孩。刘老师对修丽丽的偏爱，终于让我心悦诚服了，修丽丽的作文，无论是记叙，还是抒情，总是写得那么的秀丽和端庄，那样的令人陶醉和神往，尤其是她的修辞，我怎么也想不通她是从那里找来的那么多美丽的形容词，却又运用得那样的恰如其分。每次作文课，刘建国老师总要把修丽丽的文章给全班复诵一遍，让我对这个坐在左前方的女生十分的嫉妒。我知道，有修丽丽在，我的作文在高一（２）班将永无出头之日。直到有一天，我的表妹告诉我你们班上修丽丽的爸爸也是供销社主任。表妹的话让我在一夜之间转变了对修丽丽的看法。我从嫉妒转为崇拜。从此修丽丽的美，随着她的每一篇幽雅而富有魔力的文章，深深地打动着我。我曾想，修丽丽的聪慧，一定是因为她也有一个当供销社主任的爸爸。 　　然而修丽丽的身上还有一道让我更为羡慕的光环，那就是，她还是高一（２）班的团支部书记。当我进入Ｊ中时，高一（２）班已经有一半的同学是团员了。团员和非团员，在中学时代，就象贵族和平民一样，非团员即便是当了班干部，那也叫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和我同桌的林增民也不是团员。也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吧，林增民于是就和我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林增民各门成绩也非常优秀，他没有入团，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林增民的爸爸原来是县委书记，那年说他有政治历史问题，林增民入团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作为非团员我们有一种自卑感。我知道，要消除这种自卑，就得先解决组织问题。所以在高一的第二个学期，我就向修丽丽递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那一天，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的女孩子，更多了一层威严。修丽丽微笑地接下了我的入团申请书，她的微笑给我一种鼓励，一种信心。 　　我对入团一事还是胸有成竹的。除了在班上的成绩总是最好的，我也深得班主任柳书祥的宠爱，连柳老师生活中有些琐事，譬如搬家一类，也会找我去帮忙。然而我最有信心的却是那隐藏在第六感官里的潜意识，那是我的一件秘密武器。我相信，只要团支部书记修丽丽打开我的入团申请书，看到我的父亲也是供销社副主任时，她一定会为我说话的，而只要她说了话，一切就会顺利通过的。 　　第三学期开始时，我的入团介绍人张强告诉我团支部在讨论你的入团申请时没能通过，主要是认为对你了解还不够，组织上希望对你再考察一段时间。我知道张强说的都是官话，张强是我的好朋友，但也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同学。关于团支部讨论的真实情况是表妹通过班上的另一个女生了解到的。那一天她神秘的对我说，知道不同意你入团的是谁吗？就是你们的团支部书记修丽丽。那一天我如五雷轰顶，整整一天都想不通。我后来想，表妹关于修丽丽的爸爸是供销社主任的调查报告一定有误，也许她爸爸是公社主任，表妹听错了。又想，也许吧，同行是冤家，或者修丽丽根本就不喜欢她爸爸的职业。 　　一九七四年，有一个叫钟志民的高干子弟从农村开后门到部队，又从部队开后门上了中国的一所重点大学。忽一日良心发现，写了一篇反潮流的文章，要与资产阶级的特权思想彻底决裂，他给人民日报的信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并因此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反对开后门的政治运动。当柳书祥在班上宣读了学校的关于认真落实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的通知时，班上同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晓也是开后门来的。这以后我在宿舍里躲了两天没去上课，好不容易挨到学期结束，我回到Ｌ县，下学期开学终于没有再去Ｊ城中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班主任柳书祥也已退休好几年了。柳老师怀旧，想起了他过去的学生们来了，提议来一次三十年后的Ｊ中高一（２）班同学大聚会。柳老师的倡议很快得到了桃李们的积极响应。柳老师还没有忘掉我这个远在海外的游子。鸿雁传情，我读到邀请信时也很激动，遂不远万里赶到Ｊ城。酒宴中，果然又见到了修丽丽，我对她说她还是那样的秀气，只是文静的表面更多了几分成熟。席间，柳老师向我介绍说，修丽丽现在在Ｃ大学的文学系当副教授，并且是Ｓ城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我敬了她一杯酒，终于向她表白了我当年对她的崇拜。忽然想到了那个三十年前一直没有能想通的问题。于是装作很随便的问道：听说你爸爸那年是供销社主任。我想修丽丽对我突然提出这样一个怪异的问题一定觉得很唐突，好在她倒也没有责怪的意思，只是微笑的纠正到：不，是副主任。 　　卡拉ＯＫ的音乐声起，同学丁大龙正在扯起他的公鸭嗓动情地唱着毛宁的那首涛声依旧：“……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有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