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红歌

岁月与红歌

林晓 

薄熙来在重庆领唱红歌，左派看到了他们的领袖，右派看到了另一场文革，其实略加分析，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更为合理的推论，那就是薄书记其实是一个卡拉OK的爱好者。那么薄书记为什么只提倡唱红歌呢？这也不难解释，其一是他只会唱红歌，或者说他会唱的绝大多数歌都是红歌。这一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的。记得九十年代末期国内卡拉OK风行的时候，有一次在西安开会学术会议，年轻人们点的都是靡靡之音，而我点的却是一曲《浏阳河》，一位对我的历史和政治观点知根知底的朋友私下笑道，你这个在主席去世的时候都偷偷地乐的阶级敌人，怎么居然也唱起了歌颂先帝爷他老人家的曲子来了。我只好对他解释，唱歌和政治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而要想秀一秀我的歌咏天才，非《浏阳河》不可，这当然是对于我会唱的曲子里的子集而言的。

 薄书记推广红歌的另一个理由是他虽然爱唱歌，却因为身在高位，不便去个歌厅那样的民间场所，更不便于找小姐陪唱，即便找了，只会唱红歌的薄书记也要把小姐吓跑了。也是几年前，我的几个北京朋友拉我去唱卡拉OK，随乡入俗，大家也找了几个小姐陪唱。翻了翻歌谱，我点了个“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领队的立即神经紧张，让我先回了。

 红歌听起来是在渲染一种“正气”，这种“正气”对于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压力。红歌定义了一种社会的道德至高点。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现代（古代其实也一样）人群生活中需要的是一种平凡和解脱。人们在看见比自己优越，幸运，高贵和富有的同类时，缺少阅历者会产生嫉妒甚至是仇恨。在当年的中国，这种仇恨导致了革命。时过境迁，今天唱红歌的意义，与其说是在煽动二次革命，不如说是在宣传革命成功者后代们的高贵。相反的，经历一些，读一些比自己社会地位低下，不如自己幸运和成功的同类，却更能增加一个人的自信，从而沾沾自满。很多回城知青之所以喜欢那首《小芳》，就是这个道理。

 人类的精神需求是多样性的。亢奋的，正统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好莱坞的电影如果只放高大全那样的英雄人物，是肯定要破产的，所以才有动作片，悬疑片，科幻片，乃至恐怖片，才有编剧不惜血本去收买犯罪故事的版权。这一点中国的演艺界在多年的学习后也逐渐赶上了形势，于是就有了《让子弹飞》，《非诚勿扰》这些噱头剧，甚至连《建党大业》这样历史片也要多少加注些负面的色彩。歌曲的意义自然一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曲。红歌之所以还能流行，是因为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存在。歌曲是一种生命的韵律，更是一种特殊的记忆，许多人当年歌咏伴随着青春和爱情，尽管这种韵律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显得笨拙和可笑。前不久，在我母亲八十岁生日的宴会上，我唱了一首《十送红军》，那是一首母亲文革前在机关文艺晚会时唱的曲子。那一次的歌唱会在我的记忆里很深，我想大概是因为母亲知道台下的观众里有她的孩子，所以唱的特别用心。

 薄熙来的红歌现象，与其说是一种返祖，到不如说是一种怀旧，是他的那个年龄档次的人的怀旧。但是这种怀旧的曲子是不可能象贝多芬和莫扎特一样流传百世的。因为歌曲的生命本身就是短暂的。很难想象，薄熙来的红歌能像麦可杰克逊一样深入时下年轻人的灵魂。

 我从来不担心薄熙来的红歌运动能像文革那样席卷神州。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来说，薄熙来的风头出的早了点。而即便薄书记登上了总书记的宝座，他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先帝爷从而把红歌想当年的忠字舞一样红遍全国。甚至在共党的上层，对红歌反感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这从中共元老万里提出重评毛泽东可见一斑。而红歌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物，譬如少奇同志的公子刘源上将来说，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们的青年时代虽然也是红歌的时代，但从大学起，我所喜欢的绿色歌曲，蓝色歌曲，乃至黄色歌曲，也还是很多的，这里有蔡琴的《绿岛小夜曲》，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李春波的《小芳》，还有毛宁的《涛声依旧》。而每一首歌，都会把人带回一个故事和一种回忆。

 正所谓“岁月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