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回忆录

清明祭奠我的父亲  汪艺  清明节到了。清明节过后一个星期，是我父亲七十九岁的诞辰。七十九岁在今天并不算高寿，但我父亲并没有活到这一天。他去世时才五十七岁。二十多年来，我做为家中的长女，虽然有时想起他，却从没有过要写回忆他的文章的冲动。原因很简单：一般人写回忆父母的文章，通篇洋溢着赞美之词，要么说他们含幸茹苦，把子女拉扯成人，要么说他们言传身教，为子女树立了好榜样，再不就是说他们伉俪情深，共同养育子女，使子女如浴春风，茁壮成长。很遗憾，我父亲不属于这种“模范父母”的范畴，我也无意杜撰。事实上，小的时候，我父亲很少理会我，也很少过问对我的教育，基本上只有在教训我或叫我干活的时候才和我说话。他生前我和他也不亲近，至少远远不如和母亲的亲近。如今我千山走过，千帆阅尽，决定在今年清明及父亲生日之际，把我对他的回忆如实地写出来，除了纪念他之外，也是为了重新整理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对爱的真实理解。  父亲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和母亲是燕京医学院的同学，结婚后两人性格不大合得来。一九五六年他们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出生。九个月后因保姆照顾不当，小姐姐夭亡。她死后，母亲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同意。在那个时代，单方面离婚难，难于上青天。亲朋好友，熟人故交，领导同事，上上下下，一起来做母亲的工作，劝和不劝离，于是父母没有离婚，于是后来有了我，妹妹和弟弟。上一代的是是非非，感情纠葛，我们这一代没有亲身经历，无权作出任何结论。我只知道，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有服安眠药的瘾，给我们一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阴影。据说医生，特别是我父亲这样的外科医生，因为工作压力重，大都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好觉。可是像父亲这样吃药成瘾，影响正常生活的应该是极少数的。若是母亲在家，有些制约，他还不至于吃太多药。每当母亲出差在外，父亲就管不住自己的药量了。  一九七〇年父母带着我下放到青海。在那里，母亲外出巡回医疗一去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不上班的假日，父亲就会服用较多的安眠药，终日昏睡。那时弟妹太小，没带去青海，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看看别人家热热闹闹，自己家冷冷清清，母亲不在，父亲不醒，又没有兄弟姐妹，心里非常难过。好在冥冥之中，青海那片土地上似乎有神灵暗中看护着我，以它独特的自然景色平抚着我幼小的心灵。我常常爬到土墙上，看蓝天上变幻多端的白云，看那仿佛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边的群山，看不知从哪里来又流到哪里去的巴音河水。慢慢我习惯了父亲的生活，不再难过，不再心惊。有时听他打呼噜实在太响，震得我耳朵疼，就拿出哨子来嘟嘟一吹，让他稍微醒一醒，翻个身再睡。后来我把哨子恶作剧讲给姑姑姨姨听的时候，她们都摇头苦笑，不置一词。  一九七四年我的父母调回北京工作。也许家里有了妹妹弟弟，人多热闹了， 也许我进入了青春反叛期，自顾不暇，我对父亲这段时期的记忆几乎是空白。只记得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我们个个有床不睡，却睡在床底下的水泥地上。父亲因为体型较胖，无法钻到床下，所以还是睡在床上，让我们很担心，怕夜里地震房子倒下来砸到他。后来他在院子里用塑料布和竹竿搭起了“防震棚”，睡进棚里，才算让人放心。  一九七八年底，我母亲作为文革后的首批访问学者之一，出国进修，一去就是两年多。我在科大上学，家中剩下父亲和正在上小学的弟妹。母亲不在家，父亲又开始多服安眠药。暑假回家，有次正在吃饭，发现父亲吃下的安眠药性发作，马上就要在饭桌上睡着了。说时迟，那时快，小学四年级的妹妹和小学一年级的弟弟立刻跳起来，一人拖过一张靠背椅，用两个椅背一左一右顶住父亲的身体及父亲坐的椅子，再拖过桌子挡在父亲正面，使他即便睡着了也不会跌倒在地，伤了自己。两个小人动作之敏捷，配合之密切，显示着他们已经有过许多次类似的经验。我这个做大姐的站在一旁，目瞪口呆之余，突然觉得心里疼疼的，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直到今天我也理不清楚自己当时的思绪。一年后父亲入住泰山疗养院戒药瘾，弟妹由爷爷奶奶照应。我们一家五口，四地分居，最受影响的，是年幼的弟妹。母亲到了晚年，还为当年因出国而无法顾及我的弟弟妹妹的学习而内疚。我父母那一代人，年富力强时正赶上文革动乱，失去了很多人生宝贵的时间，文革过后，连工作多年有家有小的人都抛家离子去上大学，希望成为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更何况像母亲这样的专业人才？  因为父亲的影响，我长大后对安眠药深恶痛绝，把其视为毒药。头胎生产，折腾了十几个小时后，总算顺产成功。护士给我送来几片药，要我好好睡觉休息。我一听是安眠药，如临大敌，坚决拒服，一边说自己不用药也能入睡，一边想我就是再折腾十几个小时睡不着也不会去碰那魔鬼一样的东西！  至于父亲为什么会服药上瘾，众亲友说法不一，我也就不去深究了，这世界上本来就有许多事无法说清楚。不管怎样，父亲曾经是医学院的高材生，他的医术很高，给实习医生讲课讲得非常好，即便是吃了药都能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虽然不管子女的琐事，他心里是爱我们的。那种爱，是无声的，默默的爱。几年前的一天，我在TARGET看到一本名叫“100件父亲能为女儿做的事”(100 Things That A Father Can Do For A Daughter).  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列举了一百件作为一个好父亲能给女儿的鼓励，支持，赞扬以及树立的榜样。站在那里翻完这本书后，我暗暗自问，父亲为我做过这上面所说的某一件事吗？仔细想想后，我回答自己，确实做过的，而且还不止一件，但是，父亲为我做的事，由于他并不张扬的个性，除了少数几件外，绝大部份一定被当年的我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忘得干干净净了。  在青海时，父亲和我一起打煤饼，总是他先把煤末，黄土加水和好，用铁锨一坨一坨在地上摆开，然后我再用小铲子把每坨煤抹平，晒干后就成了煤饼。给家里打水，是我和父亲的事。开始我们两人用一条木棍抬水桶，父亲总是把水桶往自己这边移，以减轻我的负担，后来他干脆不用木棍和我抬了，自己一个人提满满一桶水。我小时候很喜欢刻剪纸，有一次刀片用完了，父亲立刻出门，专程为我去商店买来一盒。一九七八年暑假回家，父亲看到几个月前春风得意以首届考生跨入科大的我，在学习的巨大压力下变得灰头土脸，曾小心翼翼地建议我转系，我自然不肯，莫说转系不易，就是没问题，我也不会就此认输当逃兵，那样会让别人看扁了我。后来父亲也就不再多说话了。一九八〇年暑假返校途中，顺便去泰山疗养院看望他。那一次父亲看上去精神不错，疗养院的其他病友和他的关系很好，对我也很热情。第二天父亲陪我爬泰山，一直爬到顶，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下来。一路上我叽叽呱呱地讲个不停，具体说了些什么我早已经记不得了，只觉得能这样和父亲讲话真是幸福。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不大说话。正如他这一生一样，总是在旁边默默地陪着我们子女。一九八三年谈恋爱时，和男友闹了别扭，回家对母亲诉苦，父亲从不插嘴，也不表示意见。但下次男友来我家时，父亲对他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许多。一九八五年出国前夕，父亲一反常态，主动找话和我讲，问我又去哪里买了什么东西云云。那时年轻的我，一心想着插上翅膀飞出国门去，看尽外面大千世界的无限风光，对父亲的问话随口回答，并不上心。却不知道那一次分别，和父亲就是永诀。三年后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我的父亲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唯一让我略感安慰的是父亲是在睡梦里去世的，没有痛苦，也算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福报和善终。  父亲去世的几年后，母亲和黄伯伯结了婚。他们两人感情很好。这时的我已经在美国安了家，有了自己的房子。在社区里，也有几个像我们一样的中国家庭。这些家庭有时会有年长的父母来美小住。父亲去世后的第八个年头，母亲和黄伯伯出国公干，顺便来我们家小驻了几天，傍晚时分他们相携出去在社区周围散步，第二天有一个中国邻居见到我说，昨晚看到你爸爸妈妈散步啦！我不禁语塞，百感交集，半天说不出话来，心里多么希望我的亲生父亲也能像这样，晚年时和母亲一起散步。  Target的那本书里的一百件事，虽然详尽，却没有提到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父亲给我的血缘上的遗传。我的长相和母亲相像， 性格却不折不扣是父亲的翻版。年轻时非常生气自己像父亲一样老实木讷，不善言辞，对其他活泼可爱的女伴，连妒嫉的资格都不配有，只能远远的羡慕着她们。年纪渐长后，发现我同时也像父亲那样对人宽容忍让，凡事宁愿自己吃亏，也决不占别人的便宜。这样的秉性让我拥有了一颗暖暖的心。几十年的岁月不算短，一万多个日子，并不天天都是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总是有阴有晴，有起有伏，风雨过后，这颗心依然完整，依然温暖，依然有爱。这不就是父亲能为女儿留下的最大的遗产，给女儿的最大的幸福吗？   — 写于二〇一〇年四月

    七七年高考作文   林晓   一九七六年是我难忘的一年, 一月,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 当我在从知青食堂回宿舍的路上听到哀乐的时候, 眼泪涮地就流下来了. 四月的清明节, 四人帮的爪牙在天安门广场利用工人民兵镇压悼念总理的群众, 让我们义愤填膺. 接着是朱德委员长的逝世. 就在全国人民无比悲痛的时候, 祸不单行, 又传来了唐山大地震的噩耗. 据国家地震局预测, 八月在江苏长江以北地区也会有一次六到七级的地震, 为了防止唐山大地震的悲剧重演, 县委各级领导要求广大群众积极搭好防震棚, 尽量在空旷的地带过夜, 同时命令平山民兵通讯连, 开赴县城, 担负起战时联络的任务.   八月六日的那天晚上我是在睡梦中被张连长叫醒的, 和张连长同时到达的是东山工区的无线电报话排, 张连长在黑夜中给大家做了战斗动员: 我们民兵战士, 党的召唤就是命令, 要在人民最需要的紧要关头站出来. 张连长鼓励大家, 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 我和大家一样, 也心里憋足了劲, 暗暗下决心, 一定要在这次抗震救灾的战斗中让党考验自己. 很快我就整理好我连的两部十五瓦的八一型电台, … Continue reading →

九十年代的海归易纲教授   林晓   从搜狐经济新闻得知易纲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的副行长, 很为我们的易先生感到骄傲.   一转眼就是十五年过去了, 那时我们刚搬到印第安那, 在印第安那波里斯城西北的一个叫塞多布鲁克的小区买了来到美国后的第一栋房子. 那年在塞多布鲁克买房子的还有六家华裔教授, 都是在印第安那普渡大学, 也叫乙又普一(IUPUI)工作. 其中吴建是计算机系的, 陈要兵家是电机系的, 就住在我们的对门, 另外还有机械系的陈杰, 电机系的斯坦利和露茜夫妇, 再有一家就是经济系的易先生和易太太了.   印第安那位于美国的中西部, 这里的非洲裔美国人很少, 亚裔就更少了. 如果说在华人众多的纽约和加州人们都奉行着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规则, 那么在这里就恰恰相反, 有几个中国人, 大家都感到特别亲切. 逢年过节有个地方聚聚, 即便是遇到一些麻烦, 有几个帮手也会觉得踏实些. 塞多布鲁克最早选出了陈要兵当村长, 后来要兵太忙了, 就改选为陈杰的太太林达做村长. 至于聚会地点则是轮流做庄. 每次聚会, 宾客们都会对主人的房子和装饰品头论足, 最后大家一致公认夺得头筹的是易先生和易太太的家, 其次是斯坦利和露茜.   … Continue reading →

在老板生日宴会上的讲话 (2004)   林晓   I has been twenty-two years since I first came to Columbia and America.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day I came to this beautiful university, and I still remember my friends Yurji, Alan, Gorden, Fenglin … Continue reading →

一九九二年  马歇尔很快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好象犹太人都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 马歇尔曾任理学院的院长, 现在卸任了, 成了在野派, 对现任院长斯托克思一肚子牢骚. 有时也对我说说. 自从经过了新州理工的风云, 我已经是惊弓之鸟, 自然不敢造次发表评论, 马歇尔看出我的心理, 就说, 晓你放心, 在我们这里除了实在提不上筷子的, 还没有谁拿不到藤纽的. 这大概就是来一所三流大学的好处吧, 我想. 马歇尔的一家是德国移民到美国的, 许多家人都曾遭到纳粹的迫害, 说起来也很伤心. 他说他们的父辈当年也是很爱自己的祖国的, 他还把德国说成是自己的祖国. 说到伤心处, 眼圈红红的. 我就安慰他说, 这事也不只是德国才有, 中国的文革时也是一样的. 然后就对他说卡尔马克思也是你们犹太人, 马歇尔象受到了刺激, 连忙抗辩说马克思已经被犹太人开除了, 他自己宣誓过不再信仰摩西的. 马歇尔邀请我加入他的研究课题. 他是一个信息杂志的主编. 在数学系还有一位叫布莱尔的教授, 也是马歇尔的哥们, 这以后, 两人一没事就往我的办公室跑, 一坐下来就聊个没完没了. 我倒也从这些聊天中学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 Continue reading →

  初访BNL   85年5月11日   刚走下ferry, 建平和李卫就从地铁里出来了. 我们一同过了马路, 不到一分钟, 小虎开着他的表面凹凸不平的老爷车过来了, 向我们招手, 大家看来都养成了守时的习惯. 小虎的车虽旧, 却是美国货, 又大又宽畅, 十分舒服, 小虎得意洋洋地说这是七零年的Builk, 虽然费油, 速度是没问题的. 小虎的神情让我想起了电影奇袭里的说着"美国大老板又来了一批新货, 回去就换"的那个韩国司机.   我们在Canal大街加了十七块钱的汽油, 小虎说, 这么多油, 跑一个长岛来回应该没有问题了. 汽车从皇后-布鲁克林高速公路转长岛高速495. 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在第68出口, 整个旅程并没有什么麻烦. 小虎用他过了期的通行证, 门卫就把我们一车人都放了进去.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找李大师, 宿舍门前停着一辆酱色的小车, 我试了一下, 没有锁, 这就是他的车无疑了. 因为他曾告诉我, 他的车刚买来锁就是坏的. S13的门锁着, … Continue reading →

一九九一年   校长的听证会是春季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 就在校长听证会的前一个礼拜, 我拿到了印第安那普渡大学的聘书, 在此之前, 我和吉姆谈了系里那场风波的前因后果. 吉姆责备说你初入学术界, 不知天高地厚, 一个没有藤纽的助理教授, 怎么可以冒然涉入政治, 简直是一种自杀行为. 但他仍然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有力的推荐信, 另两份推荐信则是让系里的瓦容卡和罗曼起草的. 瓦容卡也觉得这事对我们助理教授们有点冤, 所以信中对我的教学能力极力赞扬, 虽然他也不懂我研究的课题, 但也胡吹了一气, 给人听起来就象是中国的陈景润遭受了共党的迫害.  瓦容卡的信大有伯乐识千里马的的架势. 当然最起作用的还是吉姆的那封信. 新的聘书让我在校长的听证会上中气十足. 校长冯斯特的立场早在预料之中, 于是我也心平气和地给他讲了一个中国的塞翁失马的故事. 冯斯特对我的平静十分的惊讶, 以至他历练了多年的圆滑和官腔竟然没有用上. 终于在好奇心的支使下试探地问, 看来你也并不一定要留下来啰. 我说那要看新州理工能不能开出比我现在更好的条件了, 说着拿出了我的新聘书. 聘书的抬头是普渡大学, 那是一所美国前二十名的大学, 这一下还真让冯斯特校长吃惊不小.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印第安那普渡大学比起普渡大学要差远了, 前者是一所三流大学, 只有理学院和工学院是普渡大学的分院. 冯斯特显然没有仔细推敲, 满脸的尴尬, 听证会结束的时候我好不得意. … Continue reading →

岁岁重阳 (中)   一九九零年 和我一起到新州理工学院还有一个中国人, 叫刘勋成,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美国名字叫吉米刘. 吉米刘是文革前的大学生, 上海人, 后来分到山西一个小县城教书, 据他自己说, 他在大学时就对希尔伯特的第十六问题感兴趣, 十年文革, 他出身不好, 政治上没什么建树, 没事就想想关于第十六问题的事. 人说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毛主席他老人家终于升天后, 他们这些在阴暗角落修练得道的幽灵终于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七七年他成了第一批被上海复旦录取的研究生, 他是在威斯康辛州的马凯大学拿的博士学位. 在他和我的交谈里都是关于苏步青谷超豪的故事, 听起来他也是国内正宗五岳剑派出来的弟子, 决不比当年库朗所索罗门所说的华罗庚的普罗卸要逊色. 他研究问题的深奥, 他的名门背景, 和据说已有七十多篇的论文, 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把他当兄长一样尊敬, 和他无话不谈, 乃至工资多少, 而当他听到我的年薪比他还要高三千美元时, 脸上略过了一丝微妙的表情, 虽然一带而过, 我还是感觉到了. 吉米刘和我都是道吉特招来的, 据他说道吉特对他研究的问题很感兴趣. 可没多久他对我说道吉特想贪天之功为己有, 在他已写好的文章上加一个名字, … Continue reading →

哥大的第一次派对   １９８３年　６月１９日　晴 自从５月１９通过资格考试后，就一直想搞一个派对，终于在杨庆允和查媛的共同发起下成功了。上个星期六在杨庆允的办公室里拟定好了要买的食物，其中一部分由我和杨庆允到唐人街去办，另一部分则由查媛负责。这个食谱由傅新元等人修改，最后共花了１０３元。经计算如果光临者为２０人的话，则每人５元，如果是２５人，则每人才４元。 昨天早上，我们三人从十点钟就开始忙起，到了下午二点种，帮忙的人增加到了九人，其中有吴缅，庞洋，李卫，余华，李问天和傅新元。饺子和春卷的馅是查媛拌的，我只是炸春卷，做了一个五香牛肉，其余各忙各的。整个准备工作在六点钟左右已经大致就绪。 卢建平大约在六点四十左右到达，接着是胡宏杰和一位学日本关系的公费学者。阮丹青的仙驾终于在七点十五分左右光临，随着她入时的上装和裙子的出现，顿时招来了在座各位的媚眼。 接着是汪小武一行三人，邵志峰带来了他在德州的南大同学，陈开友，丁宏强和任海沧也随后到了。其中任海沧和陈开友是重量级的。夏放和刘丽丽是相约而来的。几位年龄稍大的研究生张元冲和路培亮的出现，使我们的聚会的平均年龄立即有了一个向上的冲击。沈莱和居启凡在这里略感拘谨，大概有点觉得年龄稍大了一点而学历又浅了一些。王主是最后到的，他们真会算时间，正好赶上用餐的开始。 来宾们看来对查媛的手艺颇为欣赏，大家赞不绝口，连一直反对吃的阮丹青也以肚子饿了为借口，毫不客气的往嘴里送着。夏放惊异的说，来美国半年了，还从没这样好好吃过。食品似乎过于丰富，宾客到来前一直嚷着太少的傅新元也不得不承认他算计有误。 三架质量有天壤之别的照相机在不停的发出耀眼的白光。其中镜头对准最多的是那位嫦娥般的阮丹青。三个房间的人们在不断的流动和交换着人们自我介绍着。任海沧是许多人久闻大名的，这位李老板的得意门生的外表长得与他的名声极不相称，难怪邵志锋直截了当地对任兄当面说：“我想像中你应该是另一种风度，另一种样子”。任兄似乎也有一点自知之明，当小武告戒陈开友肚子要小心一点时，他也情不自禁的摸了摸自己的皮带。 的斯科的曲子在狂叫着，几个好动的小伙子坐不住了，他们搬开了客堂的桌子做出跃跃欲试的架式，女士们谦让着，终于抗不住诱惑。阮小姐第一个上场，屋里立即活跃起来，最后连一脸严肃夏放也被拉进了圈子。 不知是谁觉得不过瘾，把音箱功率提高了几个分贝，十几分钟后，终于楼下来了一位警察，请我们把声音略微放小一点。在傅新元的房里，吴缅带来的“哈发”里放着王昆的“一条大河”，后来又找出了一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唱片，被要求“放高一点”。连的斯科也被压了下去，人们说好久没听过这首歌了。后来舞曲换上了华尔兹，我和阮丹青跳了一次，音乐停时，阮小姐惋惜地说：“怎么这么短”。 随着丁宏强的首先告辞，宾客们在十一点钟前纷纷离去。卢建平向阮小姐要了姓名和电话，阮小姐则让李卫每星期二来哥大看ＦＲＥＥ的电影。客人们兴致未尽，但纽约的晚上不太安全，所以就都走了。大家都说太高兴了，下次再搞。张元冲兴奋地说：“这是大陆学生的第一次派对，你们创造了历史”。 呵呵.

  Stan Osher的中国学生几乎都是我的朋友, 虽然Stan和吉姆过去一碰面总是抬杠.   我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 从副教授到正教授, 都有舒教授的推荐信, 舒应该是Stan最得意的门生了.   再一个就是刘绪东了. 绪东也是Stan的学生, 当然没有舒教授那么著名就是了.   和绪东第一次认识是在九七年的SIAM年会上, 是李彤介绍我和他认识的, 那时他在Peter Lax那里做完了博士后, 刚去UC Santa Babara做助理教授. 记得那年会议是在斯坦福大学开的. 我们在校园外的一家餐馆吃了晚饭, 在一家咖啡馆饶有兴趣的聊了好长时间, 因为老板们在学术观点上的抬杠, 反而使我们的谈话更富有挑战性和趣味性. 真是不打不成交.   从此我和绪东就成了好朋友. 2001年我和赵宁教授在南京组织了一届国际计算物理会议, 那次参加会议的有吉姆, 也有level set阵营的主力, 如Sethian. 可惜Stan没去. 但Stan的两大华裔弟子舒和绪东却欣然应邀. 会上给吉姆和舒教授颁发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客座教授证书(原来是要发荣誉教授证书的, 因为南海撞机, 对山姆大叔降级对待, 直到一年后,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