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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孟良崮   林晓   关于孟良崮和张灵甫，从我的童年就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第一次看电影《红日》还是在文革前。少年时代有一段时间特别好战，对所谓打仗的电影情有独钟，那些年代的诸如《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都是描写敌人失败，“好人”胜利的电影。唯有《红日》，影片中敌军指挥官张灵甫虽然骄横，却不失为我所敬佩的将帅。邻家小二的爸爸，因为红日，也因为张灵甫，把他曾参加过的孟良崮战役作为毕生的骄傲。然而文革开始后，《红日》成了第一部被江青同志批为毒草的战斗影片。   我的一个学生当上了山东临沂大学的科研处长，邀请我去他们学校给一个讲演。从谷歌的地图上发现，临沂距离我所神往的孟良崮只有一小时的路程，于是就欣然答应了。那天完成了讲演的任务后，陪我去孟良崮的除了司机，还有临大理学院的周副院长，晚上我们在垛庄的一家小店住下。沂蒙的盛夏还是相当烤人的，所以我决定这次考古之行从凌晨开始。从垛庄出发的时间是早上四点二十分，因为昨晚大家多喝了些酒，我想让司机和周副院长多睡会儿，就独自叫醒店家打开了前院的锁，老板对我这么早徒步上山相当地诧异，于是就像景阳岗的酒家告诫武松一样说路途很远。我问是否有小路抄近道，很显然，大路盘山是后来为汽车而修的，当年张灵甫下山肯定不会走那条路。店家怕我迷失方向，开始并不主张我走小路，看到我问得很执着，就说确有一条小路，然后指着酒店右侧的一条土路说道，你沿着这里，对于所有将遇到的岔道口，捡宽的一边走，走四五里路后会有一条小河，然后过河往右就可以上山了。   我走在从垛庄到孟良崮的小路上，路的两旁是茂密的树林，把远方的视野都给遮住了，道路几经曲折后，来时大脑的陀螺仪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特别是经过一个叫做杜家岭的村庄时，纵横的几条小路实在不能辨别出那一条更加宽阔些。幸而得到一个早起农家女孩的指点，方才找到了一条出村并通往山脚下的道路。却怎么也见不到店家所说的那条小河，迷惘中在一条山沟的前面停了下来，询问一位扛着锄头的老者。老者告诉我，前面的山沟名叫红山壑，因为有人家在上游筑坝拦水，所以就干涸了，老者让我绕过农庄沿着一道梁，向东再走三四里路，就可以看到上山的阶梯了。又说那阶梯是后来为游人所造，到了那里就再也不会迷路了。果然当我走上了那道梁时，孟良崮的几座山峰渐渐清晰起来，其间最高的一座，就应该是主峰了。记得前一天同来的周副院长曾告诉我，孟良崮在沂蒙山区只是一座小山，主峰也就只有六百多米。唯有山上怪石林立，而正是这些坚硬无比的花岗岩石，使得当年的张灵甫无法在山上构筑工事，在华野的重炮轰击下，更是碎石飞溅，使得七十四师伤亡惨重。   孟良崮之战对阵双方的中心人物，张灵甫和粟裕，都曾是抗日战场赫赫有名的战将。张灵甫和他的七十四师，参加了八年抗战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对日作战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被称之为抗日铁军，而张灵甫本人更是传奇式的英雄，在淞沪抗战中，他曾端着机枪跳出战壕向日军扫射。尤其是他亲率敢死队仿效三国的邓艾，智取张古山的壮举，更被郭沫若编入了抗战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的腿在抗战中被日寇机枪打断，曾身中七块弹片仍然不下火线。后来在香港治疗腿伤期间，他不听医生劝阻瘸着腿回到了抗日战场。张灵甫在给家兄的信中曾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共军华野的常务副司令员粟裕也是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应该说粟裕的天才是从失败中磨练出来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军团长刘畴西因为要部队休息一夜而陷入重围，方志敏因为接应刘也深陷囫囵，唯有粟裕带领的四百多人既没有休息，也没有跟方志敏去接应主力从而逃过了一劫。在老蒋的眼里，粟裕是一个没有上过军校的兵油子，但粟裕正是在那次失败中学到了兵书上最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兵贵神速，战场的一步之差就是生死之别。孟良崮一役，粟裕正是把刘畴西和红十军团的败亡重演在张灵甫和七十四师的身上。粟裕在抗战中没打过什么大战，其车桥战役比起张灵甫参加的万家岭战役来，简直就是拿芝麻比西瓜。但那也不能怪粟裕，当年的新四军就那么点家当，“统共的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粟裕的军事天才是在黄桥决战中被展露出来的，可惜那一次血拼发生在国人之间，用共党的话说是打顽军，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在自家兄弟之间争夺地盘。   孟良崮之战的背景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五月，老蒋武力统一中国的雄心正到达疯癫的状态，而张灵甫的七十四师更是首当其冲，并号称只要有十个七十四师，中国就能江山归一。在此之前，进攻山东的国军，在被七战七捷，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后，收复了苏北和鲁南的一百多个城镇从而进逼共军在山东的老巢坦埠。于是为了攻占和保卫坦埠，国共两军的主力聚焦在这一方圆不到一百公里的战场上，一场国共对决如箭在弦上。坦埠以北集结了共军华野的四个纵队，而这时的七十四师因为求胜心切，孤军北上，致使两翼空虚，与作为掩护的二十五师和八十三师拉开了距离。粟裕以其敏锐的军事嗅觉，看到了围歼老蒋王牌师的机会，于是命令华野四纵的陶勇在坦埠以南阻击北进的七十四师，同时让一纵从西面，八纵和九纵从东面向七十四师的两侧迂回，隔断其与友邻部队的联系，逐渐形成包围的势态。汤恩伯察觉华野的这一意图后，命令张灵甫迅速南撤。张灵甫于五月十一日开始南撤，在大路已被切断后，决定通过孟良崮山区，与驻守在垛庄的后备团会合。   孟良崮之战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华野六纵从两百三十四以里外对垛庄的奔袭，这是张灵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如果不是垛庄被占，应该说张灵甫用兵并没有太多的可挑剔之处。从垛庄到孟良崮的主峰，即便是上山，我也只走了两小时。如果张灵甫意识到垛庄有被占的危险，他是怎么也不会在孟良崮上睡上一觉的。华野六纵是七十四师的老冤家，两淮之战，六纵王必成在涟水与七十四师交手，几乎全军覆没。一个三万人的纵队，从涟水撤出时只剩下几千人。这以后六纵一直在鲁南招兵买马。在最后围困孟良崮的华野五个纵队中，六纵也是最弱的一支，只有不到两万人。但张灵甫在垛庄只留守了一个团，算起来也就一千多人，加上垛庄无险可守，在飞兵北上的六纵的偷袭和绝对优势之下，不到半个小时就土崩瓦解了。从张灵甫得知垛庄被袭到被完全占领，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垛庄是七十四师的辎重和粮草所在，也被张灵甫视为依托和后方。垛庄被占，才让张灵甫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时的张灵甫如果立即冲出重围，虽然灰头土面，也还不至于全军覆没。但如果那样就不是张灵甫的为人了，他盘算着七十四师既然已经吃了亏，那也要亏的值得。张灵甫知道在方圆一百里内，有着国军近四十五万人马，他要把共军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打一个中心开花。就这样，又过了一天后，张灵甫的七十四师三万人马，被华野的五个纵队近十五万人象铁桶一样团团围困在了孟良崮的几座山峰上。   七十四师的覆亡是人意，也是天意。张灵甫在抗战中建立的功勋，张灵甫之梦想成为统一中国的第一功臣，把他自己，也把七十四师摆到了国共两军的对立面。这里面也不无老蒋的失误，老蒋对张灵甫的厚爱已经演变到了被他的部下看来是偏心的地步。张灵甫进攻坦埠过于冒进，有抢头功之嫌，他的友军早就心知肚明，只是苦于想与其争锋也没有这个能力。张灵甫在共军的眼里是个出头鸟，在友军的眼里也是个烧包，直到被围孟良崮，还在做他的明星梦，他要打一个中国的斯大林格勒。问题在于，斯大林格勒开战时，并没有英雄，大家都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去战的。说的好听点是，是为国牺牲，说的客观点，督战队的机枪在后面，做英雄做逃兵都是死。张灵甫的斯大林格勒梦之所以破灭就在于：大家都知道，不管友军如何将士用命，也不管最后谁死的人最多，七十四师都是第一功臣。老蒋把勋章已经排定，谁还肯去陪着流血牺牲。战场上的救援是一回事，而拼死救援则是另一个概念。后人对国共两军有过这样的比较，华野六纵奔袭垛庄，两百多里路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而七十四师在孟良崮坚守了三天三夜，国军最远的部队相距不到百里，却坐视七十四师血流成河也不赶来帮上一把。其中黄百韬的二十五师相距只有六公里，李天霞的八十三师更是只有五公里，硬是没把张灵甫和七十四师给救出来。   孟良崮之战，国军绝不是一点也没有胜算的，华野的“猛虎套心”更不是没有危险的，这一点粟裕心知肚明。然而整个战局的初期国军都被嫉妒和个人恩怨所笼罩，以至于其战机一失再失。公平地说，当最后老蒋严令二十五师和八十三师拼死救援，否则军法从事，特别是当张灵甫向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喊出“李师长，看在你我兄弟一场，拉我一把，灵甫会终身感激不尽”的悲情呼叫时，无论李天霞还是黄百韬都还是奋勇向前的，只是这时大势已去，一切都已晚矣。   据孟良崮纪念馆的记载，华野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了两千八百人，而七十四师战死者为七千多人。关于这个数字，我至今仍然心存疑惑。一来张灵甫的七十四师是美式装备，火力应该很强，更加上他居高临下，占据着有利地形，这样的伤亡比例在数学上难以论证。据当地的一位乡民说，当年华野九纵在攻打540高地时，牺牲的战士堆叠了有七层之厚。除了中国政治和历史学家们在所有战争中均有隐瞒己方夸大敌方伤亡的习惯以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华野动用了重炮，而七十四师的重装备则在上山时被遗弃了。另一个猜测是华野各纵队在战役的前期伤亡巨大，而在后期对投降或半投降的敌军没有能够手下留情。张灵甫本人也是在被俘后被一位华野战士所枪杀。不管怎么样，七十四师在伤亡过半（受伤数应该是阵亡数的一到两倍）的情况下才最后崩溃，即便是以世界军事史的标准，也是相当强悍的了，毕竟内战不比世界大战，不可能象日军在硫磺岛那样战到百分之九十七的阵亡率。   孟良崮战役的纪念馆，概括地说，带有很浓厚的中国特色和民族历史观，所谓的胜者王侯败者寇，除了对张师长的抗日功勋只字不提，持遗忘的态度，还揭了他的抗战前的丑闻：张灵甫因为杀妻被关进国军的模范监狱。毫无疑问，在和平年代，这样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即便是妻子有婚外遇，杀妻在民国时代也是重罪。但是就像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应该感谢日本的侵略拯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样，日寇的侵略也拯救了张灵甫，给了他在狱中请缨戴罪立功的机会。所以张灵甫在抗战中的英雄事迹多少有点加里森敢死队的影子。老蒋时代的国民党相当的腐败，譬如军阀杨森就有十二个老婆，当朝也只有江泽民时代能与之相比。然而公平地说，张灵甫并不属于腐败的那一群。撇开杀妻案不说，张灵甫应该是蒋夫人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典范。张将军对爱妻王玉玲女士情深意切，王女士对夫君也忠贞不渝。为了报答夫君，当年只有十九岁的将军夫人后来终身没有再嫁，为张灵甫把他从没见过一面的儿子养育成人。   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张将军的夫人曾数次来到孟良崮悼念战死的夫君，却一次也没有和博物馆的领导接触。孟良崮战役博物馆带有强烈的党卫派色彩，如果说当年的华野将士仍能尊敬一位抗日英雄，从而厚葬张灵甫，如今的山东人，则已经堕落到了小人境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与其说是在纪念当年牺牲的华野将士，不如说是为了发泄一党之私愤，乃至于有以先烈的鲜血赚钱牟利之嫌。别说王女士不愿和他们接触，即便作为当年共军后代的我，也多少有点不屑与之为伍。   回程的路上，我遥祭了孟良崮，遥祭了华野在孟良崮牺牲的数千将士，也遥祭了七十四师为了国家统一的愿景而血洒山川的弟兄们。我仿佛在孟良崮深壑的山谷里，听到那首由田汉为七十四师(军)弟兄们谱写的军歌隐隐回荡：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援过徐州，大战过兰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踏着先烈的血迹，瞄准敌人的心胸，我们愈战愈勇，愈杀愈勇。抗战必定胜利！杀！建国必定成功!! 我品味着这首军歌最后的两句，前一句成就了一代名将张灵甫，后一句却极具讽刺，张灵甫抱着建国必定成功的梦想去见了上帝，而统一中国者却最终被统一。   那么那场战争的胜利者的结局又是如何的呢？粟裕做为孟良崮战役的策划者，后来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将，着实享受了几年的荣华富贵，却因为功高盖主，在一九五八年被列为反党集团，由于事涉彭德怀，乃至四人帮被打倒后仍然没有被平反。担任过阻击七十四师于坦埠以南并且主攻孟良崮的华野四纵司令员陶勇，于文革初期夫妻双双自杀身亡。就连曾经执笔报道孟良崮战役的战地记者艾煊，后来也成了江苏的第一大右派。忽然想到宋代文人苏东坡的那首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魂兮，孟良崮。

  盖蒂茨堡的故事   林晓   我听说盖蒂茨堡（Gettysburg）这个名字大约是在一九八二年，那年出国英语培训班的英文老师是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交换留学生叫莱瑞。英语班的后期，莱瑞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著名的英语文学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包括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 “生火”（To build a fire）和马丁路德金的讲演“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那一年虽然已经是毛泽东的后时代，然而十年偏激的左派愤青式教育让我们那一代人对于西方的文明和理性思维浑然不知，对于美国的历史当然就更是极端负面的。莱瑞推荐的作品让我们，或者至少是我本人，对美国肃然起敬。特别是马丁路德金的讲演，我从来没有读过如此令人清新，正义，激情却充满理性与平等的文章，那是我第一篇能背诵的英文作品：“Five score years ago, a great American in whose symbolic shadow we stand, sign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莱瑞很高兴我对美国理念的欣赏，在一次午餐时，他进一步介绍说，马丁路德金讲演的第一句恰恰模仿了美国前总统林肯在盖蒂茨堡的宣言，而盖蒂茨堡之战则是美国南北战争中最重要也最惨烈的一战。   从那个时候起，我对盖蒂茨堡这个名字就一直充满了好奇，一九八六年我从弗罗里达度假回来的路上曾路过距离那里不远的海瑞斯堡，却因为一场暴风雪不得不放弃绕道盖蒂茨堡的计划。1993年，由朗诺.马克思威尔导演的“盖蒂茨堡之战”再次勾起了我对这个故事的悬念。那是一部深深打动我的电影，特别是缅因营上校章伯伦在电影中的那段话，他说我们是为解放其他的人类而战，我们的信仰是每一个人类的一员，都不必向其他的人类成员低下高贵的头，而每一个人得到的尊敬是因为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他们的肤色，或者他们的父辈是谁。影片对战斗的描写是有选择性的，但我还是记住了那里的许多名字：章伯斯堡大道，小圆顶，鬼门关，卡尔泊山岗，和塞梦特瑞高地。   我的小儿子丹尼尔的社会学研究计划中选择了美国内战，希望我带他去看一看盖蒂茨堡，于是终于在我来到美国二十八年后的一个春天，访问了这个我在梦中萦绕多年的革命圣地。我们的路线是从章伯斯堡开始的，我和丹尼尔前一天在这个小镇扎下营寨，第二天沿着南军将领隆斯特里特（Longstreet）进军的章伯斯堡大道开往盖蒂茨堡，这是一条将近三十英里的大道，一百五十年前应该是一条土路，而现在却是半高速的公路。我们在盖蒂茨堡北面，也就是联邦骑兵师长比尤福特（Buford）将军打响盖蒂茨堡战役第一枪的地方找到了自助游的路标，从那里出发，开始了长达二十六英里的战场寻踪。   我们所走的路线记录了盖蒂茨堡之战全部三天的遗址。一八六三年七月一日，也就是盖蒂茨堡的第一天战斗主要集中在这个小城的北面，联邦将领比尤福特的骑兵队首先向南军的先头部队发起了狙击战。电影中的比尤福特是一个老兵，他除了深深了解地形对战斗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更对自己的上司，乔治米德上将的弱点了如指掌。他知道，米德虽然是一位十分谨慎的将军，但行动迟缓。米德带领的大军从华盛顿出发，主力到达盖蒂茨堡将落后于南军，而这一步之差，将使由罗伯特李率领的南方叛军有机会占领盖城东南部的高地，一旦这个行动成为事实，对于联邦军将是灾难性的。比尤福特在章伯斯堡大道艰苦地狙击了两个小时后，由朗诺德率领的联邦第一军赶到了。不幸的是朗诺德将军的部队刚刚展开，他本人就出师未捷身先死，被冷枪击中身亡。联邦军在这一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终于不支，于傍晚时退入盖蒂茨堡的城里。由于道路狭窄地形不利，联邦军在第一天损失惨重，大批的士兵在撤进盖城的街道时被歼灭和俘虏，比尤福特的骑兵队更是损失过半。然而正是第一天的伤亡和失败为联邦军最后的胜利埋下了伏笔。罗伯特李的南军由于七月一日的胜利而轻敌，特别是李本人，更是自信地认为联邦军不堪一击，只要打胜盖蒂茨堡一战，进军华盛顿的道路就将是通行无阻。在后来的两天里李的南军一直都是处于攻势。然而李有所不知的是，在阻挡他和南军的塞梦特瑞高地背后，不断到达的乔治米德的联邦军正在积累着地理和数量的优势。   七月二日，罗伯特李的战略是进攻两翼，联邦军则仍处于收缩状态。李认为，只要两翼得手，就可以对北军实现包围，进而瓦解乔治米德和联邦军的斗志。这一天的战斗主要集中在盖蒂茨堡南北两侧的卡尔泊山岗，小圆顶和鬼门关。我们的汽车从南军的炮兵阵地出发，这里有着许多南军军团的标志和烈士纪念碑，包括佛及利亚军团和北卡军团的墓志铭，上面记载着死去的战士和将军们。我们从战场的最南端经过大圆顶到达战斗最为激烈的小圆顶。镇守小圆顶的是由文森特率领的联邦第五军宾夕法尼亚师和纽约师。站在小圆顶上向下望去，是所谓的麦地和鬼门关。从耸立的纪念碑文上看，这里曾是南北两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特别是当鬼门关被隆史特利特的南军占领后，双方在麦地的一片平川里进行了反复的冲锋和反冲锋。就在我们眼前一片并不起眼的桃树林里，这一天的下午留下了几千具的尸体。然而在小圆顶我最想看到的还是缅因营章伯伦上校坚守的阵地。我对章伯伦上校充满了敬仰和崇拜，章上校曾经是缅因波定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弃笔从军完全是理想主义的，就象我父亲年轻时代一样。章上校不但自己以人类解放为己任，而且用他的理想感染他的属下，所以缅因营在联邦第五军里特别有战斗力，甚至从别的部队开小差的逃兵到了他的营里也成了战斗英雄。   可是我在小圆顶从南走到北，在面对正面战场的山坡上的许多大小碑文里怎么也找不到章伯伦的名字，丹尼尔不耐烦了，直催我转向下一个景点。就在我极度失望的时候，忽然在下山道路的右侧看到了一个箭头，上面写着：缅因营纪念碑由此前行。我顺着箭头的方向走过去，和正面战场怪石林立所不同的是，这里山坡较为平坦。在这里对联邦军发起进攻，可以想象，隆史特里特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战将，他恰恰看重了联邦军的几乎是后方的这个小山坡，加上灌木丛的掩护，确实给章伯伦上校的防守增添了许多的变数。同时这里是联邦军的最左翼，突破这里就可以对北军实行包围，从而瓦解敌方的意志。电影中的章伯伦除了是哲学家，打仗也很勇敢，特别是在缅因营弹药几乎用尽的而外援又不可能到达的时候，章伯伦上校果断地命令上刺刀，并对南军发动了反冲锋。章上校的这一招十分有效，事实上，许多战斗最关键时刻拼的就是意志，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缅因营的冲锋凭高视下，势如破竹，而许多南军士兵被俘虏的时候，押解的联邦军士兵手上的毛瑟枪连一颗子弹都没有了。缅因营的碑文上也记载着这次历史上著名的反冲锋。章伯伦因为他理念和勇敢而深受爱戴。内战结束后，章伯伦回到了缅因，被选为州长，并连续出任了三届。内战结束后的美国并没有消除种族的隔阂，虽然联邦法律解放了黑奴，但南方一直实行隔离政策。而章伯伦的理念比起后来的美国人却是先行了几十年。   … Continue reading →

台湾行记 ·林　晓· １１月２５日 十四个小时从纽约到东京，再转乘日亚航的ＥＧ２７９航班，又飞了四个小时，终于于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四十分在高雄的小港机场降落了。海关很简单，只问了我在台湾呆几天，告诉他十天，就顺利地过关了。我的行李居然是第三个，在银行兑换了一百美元的新台币，汇率是一美元兑三十三点一九五。 独自旅行的次数多了，突然感到有人接机的感觉真好，特别是到了一个两眼一摸黑的地方。出口处人不多，一眼就看到了安迪，他叫了一声“老师”，我顺手拍下了这第一镜头。他告诉我他刚刚到，而停车不超过三十分钟是不要交钱的。安迪很有一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呼”的热情，一路就开始给我介绍高雄的市容。路边到处都在施工，安迪说那是高雄近来最大的工程，要造地铁，是好几条线一起造，造价两千多亿新台币，也因此引发了近来最大的舞弊案—高雄捷运舞弊案，据说一直通到民进党陈水扁，看来各国都一样，凡有交通建筑工程，就有舞弊贪污。安迪问我对台湾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我说天黑，看不出来，只是广告上的模特都是东方美女，不象北京，到处都是西洋美女。安迪说，西洋美女哪有东方女孩子中看呢。看来大陆人实际上比台湾人更崇洋媚外。 安迪的家在高雄的西北区，是一片满新的高楼，他的车子停在路边，说在这里买个车位要七十多万新台币，相当于两万多美元，划不来。我问那要是车子被偷了或砸了不是更划不来了吗，他说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他的柏文是三室一厅，大概有一百多平方米，这个钻石王老五，到现在也没有结婚，一个人过，却把屋子装饰的十分雅致和清新，有条不紊。 安迪把他的主卧房腾出来让给我，自己睡客房，并告诉我所有床单等都是今天刚洗的，看来他已经为我的到来准备了好多天了。他一个人，对远方来的朋友的兴奋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是他的老师。告诉我台湾教师的薪水，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差不多，而高雄的生活水准比台北低，所以他的工资在这里过得很舒服。坐下后的第一件事是上网，看看有没有ＥＭＡＩＬ，他说他的电脑是３.６Ｇ的，可是装了一大堆的防病毒软件，上网反而很慢。安迪给了我一杯酸奶，很好喝。 安迪的母亲从台中打来电话，问他客人到了没有，安迪说到了，他妈妈要和我说两句，我接过电话，安迪的妈妈很热情，先感谢我作为老师对安迪的栽培，我说那都是应该的。然后又聊些家常，说她近来在教太极拳，要参加比赛，我说太极拳是健身的好运动，又是国粹，她客气地说，她离得远，不然一定要来看看。台湾的母亲看来和全世界的母亲一样，对儿子的客人总是那样的关心。 Ｚ教授来ＥＭＡＩＬ，说三日参观超级计算中心和航空中心他会安排好，让我明天给他打一个电话。然后和安迪坐下来看了一会电视，马英九正在为高雄的候选人周其伟拉票，台湾大选是十二月三日，还有八天的时间，各党派都在做最后的冲刺。电视里有许多日语台，安迪说台湾的日本人很多，可见台湾和日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对抗，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来看都对台湾有利。 安迪拿来高雄的地图，给我讲他明天的安排，他把明天都排满了，包括晚上，还为我买了戏票。我说有点困了，趁现在有点睡意，待会就睡不着了。然后洗了个澡，倒是很快就睡着了。 １１月２６日 早晨在安迪家里吃了西式早餐，他说他不想带我去小摊上去吃，说你会感觉不好。我对他说我去中国时就喜欢一个人去小摊上吃早餐，去年在南师大，我早上一早起来，就去外面的煎饼铺三块钱买了一顿早餐。早餐是豆浆加面包，还给我泡了杯雀巢咖啡。 先去他的学校，高雄医学院，院门是李登辉题的字，我说要照一张像，他说你为什么对李登辉感兴趣，我说我对一切名人都感兴趣。后来我们请警卫在那里给我们合了影。他的办公室在九楼，告诉我他家和办公室在同一个楼层。我问他教什么，是不是教基础数学，他说教电脑，我说那你得现学现卖，和我当年一样。他的学校有六千学生，从医学院的角度来说，不算小，他却说小。 第二个目标是中山大学，路上我对骑摩托车的人之多觉得非常有趣，拍了几张像，他说你象狗仔队一样。我说我注意到车牌有两种，台湾省和高雄市，他说那是因为高雄属于直辖市，我问他的车牌为什么是台湾省，他说因为车是在台中买的。 安迪说他也从没来这边玩过，陪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正好看看，问题在于他的路也不熟，结果一家伙开到了军事重地前面，上面写着禁止通行，违者处以一年徒刑，门前还有一个大幅标语”支持军购”。安迪说军购案六千亿新台币，相当于两百亿美元。我说其实两百亿也不算多，台湾还是买得起的。他说两百亿可以做好多事。他说当年是民进党反对买武器，现在民进党执政，是国民党反对买武器。我说那是因为民进党在执政时买了武器，就可以安插自己的人委以重任。我问他军队里那个党占大多数，他说当然是国民党啦。安迪说他也反对军购。 我们参观了蒋公别墅，里面有许多宁波的画，我说看来老蒋晚年很怀旧。中山大学的图书馆前有一座雕塑，是老蒋站在孙中山旁边的，老蒋对国父也不敢称大，恭恭敬敬以学生自称，我照了一张像，安迪说你没注意到吧，上面的圆顶是国民党的党徽青天白日章。图书馆里珍藏着许多国父的手笔。我们在美丽的西子湾小歇，我要了一瓶台湾啤酒，安迪说他要开车，只要了一杯橙汁。我们照了几张台湾海峡的照片，这里向北就是台湾海峡，向南就是太平洋，不觉感慨万分。安迪说西子湾北面山那边就是左营军港，也是海军军校，可惜不开放。我们又去了忠烈祠，那里橱窗里的却是黄花岗和武昌起义的烈士，又不伦不类地加上了几个消防英雄，令人哭笑不得。 从中山大学出来，然后乘船从鼓山到旗津，在那里看到当年的渔村变成旅游街，有点象纽约的Ｃｏｒｎｅｙ　Ｉｓｌａｎｄ，到处是卖海鲜的，我们在一家街头海鲜店吃了午餐，很便宜，后来却发现还有更便宜的。来到海滩，看到两个五六岁的孩子在唱卡啦ＯＫ，非常有意思。有卖宾榔的，问安迪可尝过宾榔，说从来没有，这玩艺儿不是一般人能吃的，有点象毒品。我说不致于那么严重吧，否则当局怎么不禁呢。 我有点累，安迪却说我们去看看炮台，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就去了。旗后的炮台是清军建的，俯瞰高雄港的入口，保存得还不错，只是有些地方用红砖补上，有点不相称。在旗后的炮台一览旗津，远眺高雄，雾太大，照不出高雄最高的建筑。回到古山，安迪兴致不减，又带我去渔人码头，先去看了新兵码头，说他当年当兵就是从这里坐轮渡去的澎湖。一队军乐队游行队伍，是鼓动军购的，码头上有蛙人和跆拳道表演，上了成功级的巡防舰，和国军水兵和照了一张像，满有意思。这以后还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安迪提议在高雄的爱河上坐游船，找了半天才找到码头，人很多，原以为要等三班船，正好第二班船缺两个人。爱河长十二公里，被称为高雄的珍珠河，据说一度曾污染严重，后来治理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气来。 晚餐是在一个铁板烧的餐馆吃的，每人一千新台币，大约是三十美元，安迪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只好让他付，吃的是海鲜。出来安迪说我们迟了，音乐会是七点半，我说你不着急，慢慢开，出了事就划不来了，不要在街上乱找Ｐａｒｋｉｎｇ，我给你付停车费就是了。这一次他就同意了。还好，只迟了十分钟。音乐会是国税局在中正艺术中心举办的，请来几位八十年代的校园歌手，尤以殷正阳的再别康桥和橄榄树最让我喜欢，主持人是王梦林。整整十四个小时的旅游，在十点半钟结束。 １１月２７日 今天早上参观了安迪家附近的高雄艺术馆。艺术馆的建筑设计很好，里面的珍藏也很吸引人，特别是书法，我对安迪说没想到台湾的书法人才济济，他说大陆更多，我说大陆，那是理所当然的。艺术馆的外面是一片待开垦的绿地，有许多打太极拳和跳舞的老年妇女，让人想起了北京的天坛的早晨。 高雄的最后一站是莲花池，应该确切的说是孔庙，已经没有时间了。这是一个偶然发现，因为看到了大成门和万世师表，这只有孔庙才会有。高雄的孔庙点缀的很好，几棵盆景松，庙里供这大成至圣先师和他的弟子们，找到了颜子和孟子。周围是画廊，油画的题材都是台湾的，其中还有一幅陈水扁和吕秀莲在总统府携手竞选，一看就知道作者必是民进党无疑。一群年青人在门口带了专业的照相机忙碌着，安迪说那一定是艺术学校摄影专业的学生，也可能是艺术家们。 在去机场的路上，和安迪讨论民主，安迪说他认为，只要是好心和善意的批评，一个社会都应该容忍。我说我的理解是，批评是人们的权利，没有善意和恶意之分，只有暴力倾向是应该用法律来对待，一切在法律度量之内的言行，是不能用善意和恶意来区分的，因为善意和恶意只是人类的一种单方面的解释。安迪坚持停车送我，说只要在三十分钟内，停车都不要钱，毕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说希望你明年夏天再来美国，他说你下次来台湾带师母来，多住几天，这次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别后我在机场吃了一碗牛肉面，就上了国内航班的飞机。高雄的国内登机口显然比国际登机口小多了，毕竟台湾蛋丸大的地方，在天上能逗留的时间太短了。天气很好，宝岛在舷窗外一览无余，飞机沿着台湾的东海岸飞，远眺台湾的中央山脉。台湾真是一个多山的岛，据说最高峰远高于富士山。突然感觉到台湾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小。 飞机在花莲机场降落，花莲机场显然是军民两用的，跑道的两边都是飞机的掩体，两架一组，里面的飞机看上去是Ｆ－１６，足有近百架，台湾空军的主力都放在这里了。下机后，美伦大饭店的车子已经来接站，上面果然有我的名字。只用了十分钟左右就到了宾馆，我的房间是７０６，收拾好了后下来遇到Ｚ教授，他刚到，说给我的房间是高级的，在十五楼，１５２０.新房间的装饰都很新，比７０６看上去舒服。换了鞋，到楼下租了一辆自行车，五十新台币，却没有选好车，坐垫太低，骑起来不舒服，可是已经出去了，也不想回来换，将就着骑吧。骑了两公里，后悔没带一瓶水来，要是前面再没有水，真的还回不来了。于是问回来的人，说前面有卖吃喝的小贩，这才硬着头皮骑下去。果然柳暗花明又一村。小路在海边沿路下去，看到当年防止共军在东海岸登陆而设置的海岸障碍和碉堡，近距离欣赏了花莲机场的的掩体。买了一份大肠夹小肠，原以为两个肠都是肉的，一吃才知道，外面的大肠原是米饭做的。回来时下大雨，淋得透湿，倒是更让人忘不了。 洗完澡，Ｚ教授来电话说下来吃晚餐，遇到小山教授，聊得很高兴，又和Ｚ教授的夫人聊了会儿，她说他有两个女儿，我说我有三个儿子，他们有点不相信，Ｚ教授开玩笑的问，是不是三个太太生的。问起贵庚，才知道他也就比我长两岁，我称他为学长，他很高兴。Ｃ兄终于来电了，他要为我安排星期三的全部日程。 １１月２８日 上午是开幕式，这是台湾和日本航空领域的学术研讨会的第三届，第一届是在四年前，小山教授幽默地说，这提醒他又老了四年。Ｚ教授对我作了特别介绍，让我在这个会上特别的显眼。不过也不妨ｅｎｊｏｙ这种特有的贵宾待遇。会议分两个组，我们的组由小山教授开讲，我第二。我说小山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在美国也是大名鼎鼎，这是他第三次在国际会议上让我做主要发言，当然是一种荣誉。感谢他这次邀请我来台湾。讲演完了，我用英文，中文和日文分别说了谢谢，效果很好。休息间，大会做了合影，我也被Ｚ教授请到了前排。与Ｚ教授和大会的主持人Ｈ教授分别合了影，另外找到小山和康弘教授，也合了影。我们这个组，大多数的演讲与航空文不对题，当然小山的开场白就是完全不同的题目，他讲的是如何用镁和水代替内燃机，讲无人驾驶飞机的肖教授，倒显得有点不合群。 中午吃饭后回到房间，困的不得了，就睡着了，直到Ｚ教授打电话来说下午的研讨会Ｂ组由我主持，到处找我找不到，幸亏Ｘ教授是第二主持人。我表示没有注意，非常抱歉。赶忙下楼。还好下面的都是有我主持。日本人对主持人特别尊重，一上来都要恭恭敬敬地说一声感谢主席，全没有美国人的大派。晚上是宴会，我走到一桌上刚坐下来，突然发现这一桌除了我全是皇军的干活，换一桌显然不礼貌。还好同桌有我的好朋友康弘教授，就硬着头皮坐了下来。然而我却立即成了本桌的明星，各位日本同仁双手捧上名片，好在我临走时没有忘了带名片，也回敬他们。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外交天才，一开始就主动举杯说了一声：为了友谊。侍者走过来，用中文问了几个问题，太君们目瞪口呆，只有我能回答，我对他们说，你们今天运气好，幸亏这一桌有我这个翻译官，皇军都笑了，对我更加友好。同桌的大藏教授说他是罗切斯特大学毕业的，回日后先在大阪，后来被小山教授请到了东京理工大学。他的美国经历使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我说即便是从一个富裕的国家，留学他国也是不可多得的经历。大藏教授非常赞同，说人应该经历不同的文化。在座的对我的友好显出非常的尊重。大藏教授说，其实他们那里的日本学生也有想留学美国的。我说只要是小山教授的推荐，我一定全力支持。小山教授显出他的外交风范，来到我们桌，亲自向我敬酒。酒是绍兴酒，康弘桑说这酒在日本非常受欢迎。 晚上八点半钟，去了花莲的ｄｏｗｎｔｏｗｎ，看了原驻民的舞蹈，买了点嫲薯和白梅，回来时真困了。 １１月２９日 研讨会于上午十一点十分结束，总得说来，名曰航空动力学的会议，报告的内容却远远超过了其主题的范畴。难怪主持Ｂ组的康弘教授说他发现上午的第一段的四个报告从能源跳到无人驾驶飞机，又跳到刚体力学，最后是流体力学。康弘自己的报告在最后用了三维的图象处理，让大家戴上有色眼镜来看立体电影。我发现，计算的质量还是次要的，一个不精确的计算，通过漂亮的图象处理，仍然会魅力无穷。会后的闭幕式，令人记忆深刻的是清华的一位Ｗ姓教授的充满火药味的发言。他抱怨日台的学术交流受到政治的左右，使得许多合作计划夭折。午餐时，我借和一位Ｙ姓的清华教授讨论问题，来到这位Ｗ教授的桌上，和他有机会深聊。他说日本政府只准教授以私人的身份和台湾交往，连国立大学的系主任都不能以其身份访台。我有点不相信，说美国没有这个规定呀。他说美国大学的教授不是公务员，而日本国立大学的教授有公务员的身份，我纠正说美国州立大学的教授是州公务员。他说美国比较宽松，台湾每年都和美国的ＮＳＦ有交往。我对他说，日本多半是以外交理由不做他不想做的事。他觉得不是，是大陆政府在里面作怪。又说他已经到大陆去了十八次，因为是清华的教授，所以在大陆每次都受到皇帝般的接待。我心想你他妈的那还抱怨什么，我回去没你一半多，每次回去更被当作持不同政见者来对待。 Ｗ教授的最后一句话很有哲理，他说感谢大陆粪青们的反日情绪，最近日本对台湾友好多了。 下午许多与会的台湾教授都回去了，安排的旅游计划只有日本代表团和少数的台湾教授参加，当然我也在其中。导游是一位当地阿美族的青年叫曼波，一口流利的日语，Ｚ教授提醒他，这车上还有中国人，所以不要忘了用两种语言。下午游览的主要是花莲的太鲁阁国家公园，在公园的入口，先看了介绍这里的电影。和Ｚ教授，小山教授等在这里合影留念。汽车在台湾中部山脉中穿行，路过一个叫燕子口的地方，极为险峻，这里的游客除了日本人，也有大陆客。曼波介绍了路边的一个日本庙，皇军们立即一片啧啧声。又说山上六百米处有一个栈道，也是日本人修的，于是又是一片欢呼，Ｚ教授对我说，曼波没有说的是，那栈道是日本人当年日据时代用来打不肯屈服的阿美族原住民的。Ｚ教授告诉我他的老爸是当年青年军的，我问是不是孙立人的部下，他说孙立人是军长，我说那是老蒋的五大主力之一。说出口，方觉得不该用老蒋一词，Ｚ教授显然对蒋公是有感情的，心想要是说那是国军的五大主力就显得尊重了。心中十分后悔，Ｚ教授只是沉默了一下，仍然恢复了作为主人的热情。 回来的路上，一位日本人提议要唱卡拉ＯＫ，于是就在车上唱开了。先是一首日本歌，后来的歌没什么人应，曼波就问我唱不唱中国歌，放了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可惜我不会，就对他说放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唱完后皇军们一齐鼓掌，我只好用日语说了声谢谢。于是又一片欢呼。小山教授见我唱，也来了兴致，唱了两首日本歌，其中的一首是北国之春，方知道这首歌原始于日本。小山不但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在晚餐时我赞扬了他的歌唱的好，他说他正在向日本政府申请一笔经费，用于亚洲的交流，我说等我下一次Ｓａｂｂａｔｉｃａｌ，去日本工作一年。我对小山的好感加深。临别是，我邀Ｚ教授明年他去美国时来到我们那里做一个报告，他欣然答应。 １１月３０日 上午九点从花莲机场上飞机飞往台北，诺大的飞机，只有十二个乘客，难怪台湾需要大陆的游客。台湾的最可能的两大客源应该是日本和中国大陆。Ｚ教授的两个学生已经在机场等候了。台北比高雄看上去整洁而有条理。年长一点的学生开车，我问他在台湾有车的学生多不多，他说不多，绝大多数都是开摩托车，这一点看来台北和高雄并没有多少区别，当然台北的汽车和摩托车的比例显然要比高雄大。到了中研院才发现电话号码忘在花莲的宾馆里了，只好问接待的女孩子，她很帮忙，很快查到了近代史所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我问可有Ｃ，接线员很快就找到了。我告诉Ｃ已经到了物理研究所，他说就在他的旁边。 我和Ｚ教授的学生先上六楼，Ｗ小姐办理了经费的事宜，把一个准备好了的信封交给我，里面有两万四千新台币，飞机票则要等我把收据给她才能报销，只好等到回美国后再寄来了。下楼来，我和Ｚ教授的学生道了再见，并对他们表示感谢。台湾学生看上去为人热情诚恳，印象很好。Ｃ兄很快就过来了，先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秘书的办公室，说带我看看胡适纪念馆，就在旁边。胡适五十年代从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回来后，一直在中研院当院长。胡适纪念馆也是当年胡适的家，看上去一点也不奢华。Ｃ和纪念馆的负责人很熟，告诉她我是当年他在哥大的同学，也算胡适的校友。那位女士立即对我们分外热情。 从胡适纪念馆出来到Ｃ的办公室，经过了一个写着台湾史研究所的小楼，Ｃ兄说，这是民进党的。我笑着说那么你的近代史所就是深蓝的罗，他说应该是这样，但最近李远泽当院长，迫于压力，泛绿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Ｃ在所里的人缘看来很好，秘书们一个个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到了办公室里，Ｃ兄先帮我在网上查明天去台中的火车票，我环顾了一下他的办公室，除了两侧排满的书架，居然在他唯一可以挂东西的地方发现了二十三年前转赠给他的克谦的关于老子的漫画，就说你还把它们保存着，Ｃ说是呀，还有一幅在家里，这比外面买来的艺术品更有收藏价值。又告诉我这两天，印度大使馆来他这里查关于民国时代中印边界的资料。他说他很为难，因为很明显印度是想从民国的资料里找到中印边界谈判中对他们有利的证据，他说闹不好会产生国际纠纷。 Ｃ兄说他读了我写的岁岁重阳，突然想起了Ｌ．他说他也是从哥大分手后就再没有见到Ｌ兄，不过他昨天从朋友那里知道Ｌ兄在台湾的外交部工作。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今天我们一起在中正纪念堂那里共进午餐。我们坐着Ｃ的车，先去了中正纪念堂，不由感慨万分，不管怎样，老蒋曾是中国人抗战时期的一国领袖，为此向老蒋深深地鞠了一躬。Ｃ看了也很感动。我说我们在印地安那时有一家最好台湾朋友，他的父亲郑老伯曾是国军少将，胡链的部下，守过南京的雨花台，有一次到我们家作客，给我说了当年守南京城的故事，我对他说，凡是守过南京的人在我的心目中都是抗日英雄。老人家后来跟我一直比和他亲儿子都好。 Ｌ兄比我们先到中正大剧院旁的餐厅，看我们不到，就去外面找。见面后觉得他还是那么憨厚，特别是他带来了一本名叫母亲的力量的书，说让我读读，他读了后很感动，让我想起他在哥大第一次见到他时也是送了我一本台湾校园的小说。Ｃ兄说Ｌ还是那么一板一眼。Ｌ说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的女孩子不容易，后来倒是说了实话，说他常常有外派工作，女孩不愿意出去。他现在已经是一秘的级别。Ｃ和我都劝他找一个女孩子，凭他的一表人材，不找对不起台湾的女孩子，说得大家都笑了。然后是谈政治，Ｌ兄说他们下层的工作人员保持低调，这样换一政党也不至于丢掉饭碗。然后感叹说驻外时处处受到中共的打压，说得愤愤不平的。Ｃ兄说都一样，最近有一位大陆学者，来他这里查五十年代的档案，开玩笑说，没想到当年你们也和今天我们打压你们一样打压过我们。 … Continue reading →